正文
特朗普政府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尚未决定对谈判已近尾声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的政策，总体倾向是继续商谈，然而欧洲方面对特朗普政府信心匮乏，不愿重置有关谈判，美方是否还需做出务实调整取决于美欧经济关系总体氛围向何处去。
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的计划因“通俄门”丑闻被全面冻结，因此无法绕开欧盟实施对俄外交和处理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将不能自行其是，也就不得不在有关方面奉行更为务实的政策，立场向欧洲靠拢。
特朗普对欧洲大陆继续由自由主义主导不满，将日益分开处理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突出英国在其对欧外交中的地位，美英关系将在其任内有新的实质性发展，而这又会反向鼓励英国脱欧进程，继续影响欧盟的内在改革动力和极右民粹主义发展势头。
对欧洲而言，特朗普代表着“另一个美国”。美国在欧洲统一和安全方面的承诺是否仍然有效，维系美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团结”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断裂，将是今后数年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认识的根本性问题。可以预计，“走自己的路”意识将在欧洲更加高涨。欧洲将在尽量维护对美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探索自己的务实外交之道，更加注重拓展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从此意义上讲中国与欧洲关系所面临的机遇应以中长期计量。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的《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历经各方艰苦谈判最终达成的，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该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各方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就各自减排份额和时间表做出承诺。
斡旋促成并签署《巴黎协定》是特朗普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核心政治和外交遗产，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以推广清洁能源、推动美国能源改革为己任。《巴黎协定》同时也是中美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开展协调合作的重要象征和结晶。2016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杭州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特朗普竞选期间，把废除《巴黎协定》对美国的“束缚”作为自己的政纲之一大肆宣扬，引起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并未采取立即退约的措施，但签署总统令取消了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还大幅缩减环保署编制和预算。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履行在全球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框架内的义务，到2030年将美国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32%。
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态度消极，一方面是其政治右倾、与自由主义阵营和建制派群体对立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有着深厚的经济利益驱动。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施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利用吸引制造业回流、减少外贸逆差、节省发展成本、助推能源消费等多种手段并用，达到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期效果，以保持中下阶层民意支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特朗普背后有着庞大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他们认为清洁能源计划增加美国的经济增长成本，抑制中低端制造业复苏和回流，坚决主张废除有关国际承诺。
特朗普做出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今年国际政治当中的重大事件，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气候变化领域，而将是多方位的。这有可能是美国真正开启“新孤立主义”时代的起点，这个国家退出国际义务转而趋向保守和自私将成为长期化的现象，除非特朗普政府“短命”，或者有什么内外因素聚集到一起强大到足以迫使特朗普政府主动采取纠错措施。
美国国内已十分高涨的反特朗普情绪将被特朗普的退约之举彻底激怒，不仅两党“政治极化”的现象更加严重，自由派、建制派对特特朗普的“政治报复”也会更为凶狠。
由于美国“核心观念”的转变，气候变化问题在美欧之间已由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维系点变为主要的外交摩擦领域。特朗普的退约决定触碰美欧关系的“底线”，美国与大陆欧洲的关系将更为冷淡，共同语言进一步减少，而这终将对双方的相互信任和共同战略利益基础造成侵蚀，修复起来需要隔代的努力。
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碳排放量每年约占全球份额17%之多的美国明确放弃了对气候治理领导权的追求，同时将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尽管美国部分地方州市和新经济企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坚持遵守《巴黎协定》，但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可能全面履行减排承诺，其温室气体排放至多只能部分实现国家自主减排贡献（NDC）。《巴黎协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将大为受损，接下来各方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对协定承诺的严肃性问题，美国造成的连带示范效应将非常恶劣，最终增加实现《巴黎协定》温控2℃目标的难度和成本。
由于美国的退约，中国的排放空间将被压缩，减排负担和成本将增加，中美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支柱作用也将明显弱化，但可能会加大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相对于美国的领先优势。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留在协定里的中国该怎么办，是继续履约作“负责任的大国”？还是可以有所保留？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将根据中国的反应决定自己的反应。第二，当美国一道接一道地启动自己从国际体系不同领域“领导者”岗位上“退出”的程序，中国是不是要接过手来？中国到没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实力这样做？
以上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全方位的分析和评估。有一点应可肯定：中国不应因美国毁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而改变自己建设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道路的规划，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重要内容，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持久竞争力，动摇不得，退缩不得，反复不得。
6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随着巴基斯坦和印度被正式接纳为新成员，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由六国增加到八国，地域范围已经延展至南亚，成为世界上幅员广、人口多、潜力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合作空间得到拓展，合作层次得到提升，同时也为中国与印巴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场所。
但印巴之间根深蒂固的战略疑虑和安全摩擦也使上合组织创始成员方产生担忧：两国会不会把彼此矛盾和争吵带入上合组织，从而增加组织运作和机制决策的复杂性。应该说，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印巴两国在其同属的南亚次区域合作平台上尚且水火不容，又能否做到在其它区域场合把彼此争议搁在一边，齐心参与多边合作？
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起步，特别是在地区反恐方面卓有建树，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授益诸边的合作方式。危及各国安全的恐怖主义祸患在中亚、南亚地区是连片发展的，与中东相呼应形成了一道极端势力影响的“走廊”。印巴两国均深受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之害，有关风险和挑战已经直接关乎两国的国运。有了印巴的实质性参与以及两国对上合反恐原则的接受和遵守，上合反恐合作的效果将从根子上得到加强，印巴两国也将深受其益。
上合组织合作正在向经贸、人文等领域加速拓展，对印巴产生日益强大的吸引力。通过上合组织合作，或许可以引导印巴两国另辟蹊径，帮助它们找到一种绕开彼此纠葛、跳出自身所在地区局限，找到发展共赢的感觉，进而引发它们对双边关系的反思。那样的话，调解南亚内部紧张关系而努力的各方有望达到多年苦苦追寻而求之不得的“柳暗花明”。
上合组织必须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有耐心的运筹和精细的操作，各方都需要展现清晰而明确的大局观。对与印巴均保持重要关系的中方来说，在上合框架内协调印巴关系，将是中国在更广范围内、更多问题上发挥斡旋调解作用的重要试验场。
作为落实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4月海湖庄园会晤成果的一项重要行动，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6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中国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参加。
这次对话巩固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双方均承诺继续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在中方发表的共识清单中，包括就改善两国互动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在战略安全领域探讨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两军关系方面，双方同意认真落实年度交流合作项目，尽早实现两国防长互访、美军参联会主席访华，深化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军事医学等共同领域的合作，致力于落实建立信任措施的谅解备忘录。
6月22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杨洁篪一行。特朗普表示很高兴看到海湖庄园会晤以来美中各领域合作都取得积极进展，期待通过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特朗普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
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中方与特朗普政府积极互动重新调整两国战略层面对话机制的成果之一，两国年内还将举行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等其他三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首轮对话。
本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也是两国最高层进行更紧密直接互动的铺垫之一。根据双方已基本商定的安排。中美元首将在7月德国汉堡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特朗普将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在2017年底首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月举行的海湖庄园会终结了中美关系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的过渡期里因特朗普接听台湾蔡英文电话、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在经贸、朝核等问题上发表批评中国言论等产生的颠簸，就中美两个大国不对抗、不冲突、发展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达成原则共识，并且重置了两国高层对话机制、启动了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商定就朝核等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协商，因而显著提高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乐观预期。首次“习特会”后，中美工作层积极落实有关共识，“百日贸易谈判”取得“早期收获”，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至少阻止了朝鲜进行新的核试和远程导弹发射。在今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特朗普政府派出了白宫国安会中层官员出席，显示了美方在国际秩序变革层面对华防范猜忌心态的调整。
随着中美关系的回暖，两国地方和企业层面看到了双方改革发展战略对接所蕴涵的机遇，相互投资交往意愿重新趋于活跃。今年6月“2017选择美国”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期间中国代表团是所有国家中最大的，有来自不同产业的150多个投资方。美国的创新、农业、能源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对拓展中国市场正重新燃起希望。
中方与美国新政府相互重视、有效联系模式的确立大大消减了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为双方合作的延续和分歧的管控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但这不等于中美关系风险不再，一些分歧摩擦点仍有随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而在特定时点重新升温的可能。
首先，朝核问题仍然无解。特朗普政府把中国推在前面，欲借中国手中的对朝制裁施压杠杆将朝逼到墙角，甚至为此展现了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挂钩的倾向。然而中朝关系有其特殊性，中方不可能以牺牲中朝关系甚至改变朝政权为代价来满足美方的要求，特朗普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帮助”的耐心正加速消耗。6月中旬被朝鲜扣押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在获释返美后不久即告死亡的事件在美国国内激起公愤，进一步压缩了特朗普政府改善对朝关系和与朝重启对话的空间。如果特朗普处理朝核问题失败，会不会迁怒中方，影响两国整体合作，这是中美关系的一大不确定性。
其次，中美经贸摩擦根源未消。特朗普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是对外寻求“公平贸易”，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而据美方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占美外贸赤字总额的47%。“百日贸易谈判”虽取得初步成果，但主要还是在美国牛肉、农产品输华等相对容易的领域，尚未触及美国企业在华准入前国民待遇、中企赴美投资遭遇政治歧视、中国自美进口高技术产品受限等“结构性障碍”，越往后越艰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重启也仍遥遥无期。一旦特朗普认为对中方的贸易谈判预期落空，有可能重挑汇率问题，两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摩擦加剧。如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落地，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也需慎重评估。
第三，南海、台湾问题隐患长在。特朗普政府对南海问题关注不高，但美国军方忧惧尤切，坚持在南海继续实施“航行自由宣示行动”，以对中国的所谓“海上扩张战略”保持牵制并为自己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沿海军部制造依据。南海海上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始终存在，亦不能排除美方在其它事情上与中方协调不顺借重挑南海问题发泄情绪的可能。本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记者谈及南海问题说：“美国的立场没有变”，“我们反对以南海军事化的方式改变现状，反对国际法并不支持的过度海洋权利声索”。中方则强调，美方应恪守在有关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关争议的努力。
在台湾问题上，随着两岸“外交休兵”的结束和蔡英文当局摆出“哀兵姿态”，美方出于“两岸平衡”需要仍有可能出台新的对台军售计划。（本文定稿后，6月29日，特朗普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售台总额约14.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为早期预警雷达提供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鱼雷以及SM-2导弹零部件等。这批武器装备总额虽然并不算大，开启了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进程。）
第四，美国政治内斗波及中美关系。特朗普就职快半年，仍未与华盛顿传统主流政治接轨，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斗争日趋尖锐，通过“通俄门”等形式表现出来，对特朗普施政构成严重牵制。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亚太方向上求稳，对中国的倚重心态更加突出，但又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实绩，特别是在经贸和朝核问题上，以向国内民众展示他可以有效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具备解决外交疑难问题的能力，与中国打交道的急功近利心态突出，口口声声对华开展“结果驱动型”外交。这就在中美关系当中形成“悖论”，而特朗普对华政策缺乏清晰的战略思维也是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
中美关系总体向好，稳定发展的态势渐成，但并没有摆脱传统和新型问题的纠缠，双方处理这一关系仍需高度慎重，最重要的是超越分歧，把控不确定性，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建立相互尊重的原则保障与互利合作的成果驱动的“双结合”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