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让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
与此同时，这个打破规则的孩子，犹如一颗小小的石子，惊扰了平静近三十年的春水央音，也碰撞出了一朵极其绚烂的浪花。
这朵“浪花”的名字叫王振山，他是吕思清的启蒙老师。
“很多老师对于教授我是有很大压力的。
如果教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教出来？
我今后能不能出成绩？
老师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振山老师挺身而出，很果断地把我收入门下。
”提起王老师，吕思清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不同阶段的老师教授给你的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通常启蒙老师给你树立的是一生对于音乐和艺术的追求目标，王老师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很多年来对我进行非常细致和系统的教学，帮我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王振山对于吕思清而言，亦师亦父。
在国外留学那几年，每次回国，吕思清必会去拜访王先生，这种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无论演出多忙都没有例外。
11岁那年，吕思清被耶胡迪·梅纽因选到英国的天才音乐学校——耶胡迪·梅纽因学校学习。
这场短暂的英国之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观，使他从一个单纯不停练技术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具有全面素质的音乐家。
“这是一次丰富、全面的学习经历。
无论从人文还是艺术的角度，梅纽因先生和学校的老师都带给我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我学到了很多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
”
如果说梅纽因学校让吕思清有了成为音乐家的概念和素质，那么茱莉亚音乐学院则真正将他历练成了一名演奏家。
历练二字还得从德罗希·迪蕾教授说起。
“我到茱莉亚音乐学院第一天，就被她教室门口的景象给吓着了。
”迪蕾是全世界最为出色的小提琴教育家之一，很多学子慕名而来，却在接触她之后颇有点哭笑不得。
“她叫迪蕾，就是英文的Delay，她很少正点到达教室，学生在教室门口等她是常态。
她到了之后会和助教一起给所有当天上课的学生重新排一个表，因为她一迟到就和我们的日程（别的课）冲突了，学生在门口等主要是想知道自己重新排的时间。
”
迪蕾的教室是学院唯一在门口配置了两个沙发的教室，临近上课，沙发上坐满了人，旁边还站了很多学生。
“那时候我已经获得了国际大赛第一名，觉得自己已经很棒了，结果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不是这个国际大赛的获奖者就是那个国际大赛的第一名，全部都是特别厉害的人。
那一下真感觉，哇，真是山外有山，这么多很厉害的人都是要跟迪蕾学习的，我顿时觉得压力很大！
”说到这里，吕思清哈哈笑出声来，这件事也成为他学生时代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幕。
“那时候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可能你还比别人落后，如果想出人头地，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这种意志的磨炼、专业的磨练就变得特别重要，我觉得还是挺考验人的。
”此外，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19年，已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美国大学新生，也成为美国文化中的“新生”。
“80年代末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经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中美文化上的差异，包括吃饭要提前预约、约会后致电表示感谢、AA制等等。
”
爱、丰富、历练，三所不同文化背景的院校和老师给予吕思清的不同记忆和教导，都在他日后的演奏和处事中呈现出来。
谈及这三所著名音乐学府在教学上的差异，吕思清坦言当时国内的院校更强调基础训练，实践（演出）和音乐学习的全面性（例如音乐史等课程教学）很少，学生自我发挥的空间相对也少；
英国的学校比较看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
美国更强调即兴的、感受式的教育方式。
在实践方面国外院校明显呈现出更大优势。
如今来看，东西方教学都更趋全面，差异日渐减少。
1987年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大赛金奖（受访者供图）
17岁那年发生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吕思清赴意大利参加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从上飞机离开北京到获奖，虽说已过33年，提及却仿若昨日。
“获奖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信心的提升”，国际大赛、权威评委、金奖，铺天盖地的荣誉和嘉奖一股脑砸向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他却只将这个名次当成一种鼓励。
“我获奖之后回国，在央音的汇报音乐会上拉完琴，好多老师同学都说，怎么你这一个月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也不见得说我的技术提升了多少，而是我在个舞台上表现得更自信了，自信才能让别人信服。
”
1992年，吕思清在美国阿斯彭国际音乐节连演四场音乐会，从此拉开了他常年巡演的序幕。
巡演的日子忙碌而充实，再回首很多经历都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