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这三大趋势，你有多少知识也难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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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

2001年，管理大师德鲁克曾为《经济学人》杂志描绘了“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即“知识社会”。德鲁克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而作为硬件，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后者将传统的工作根据世代的经验予以重组，其中凝聚了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逻辑分析。换言之，起作用的是认知科学。由此，德鲁克也给出了一个判断：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的要诀是知识专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价值的承认。

可以说，德鲁克的这一分析触及了知识的性质。在传统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清高的，个体化存在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说：知识的唯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常和苏格拉底辨论的普罗塔格拉斯则认为：知识要达到的是知道如何说、如何说得好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人看起来有“形象”。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对知识的概念亦很接近。“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即是说，知识的应用只停留在思想的层次。而对道教徒和禅师而言，知识是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不论东西方对知识的含义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它们对知识“不表示什么”却持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知识不表示做的能力，功用从来不是知识，而是技能。

18世纪在西方，知识开始应用到工具、流程和产品上，进而创造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摆脱了农业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财富的累积由算术级增长转为几何级增长。从此，“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德鲁克语）。在这一阶段，分工制度与近代教育奠基，各种技术学校纷立，知识开始经由系统的教育而不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得到推广。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要素，并迅速转化为经济与财富的强大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革命就是依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转变社会和文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的美国上市公司没有大规模的有形资产却坐拥高市值，也皆是因为其产品的核心就是知识。微软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市场看好知识的价值，投资者相信，企业的大部分知识资产尚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象也是企业转向敏捷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敏捷竞争的本质就是将知识应用到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中，从而产生出价值。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知识经济的提法。

那么，知识到底为现代社会与商业管理带来了什么？研究知识管理长达40 多年的著名学者野中郁次郎在《知识经营的魅力》一书中，就曾总结了知识管理的两大源流：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关注和对数字化经济的关注。1991年6月，《财富》杂志刊登了托马斯A.斯图尔特（Thomas A. Stewart）的文章《脑力》（Brainpower），提出智识资本正在变成美国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也会成为其最有力的竞争武器。随后，斯图尔特遇到了GE的掌门人杰克·韦尔奇。韦尔奇激动地说：“智识资产就是一切。”很快GE就在自己的企业价值观中加上了一条：“珍视全球智识资本和为组织提供智识资本的人……”

至此，知识从“个人的”“清高的”神坛，逐渐走向技能化、工具化、组织化的智识资产，也为知识的商业应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改变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人们对于知识应用场景的认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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