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评《信仰与利益之网》｜替代朝贡关系的中日“宗教-商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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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文教授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京都大学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地访学。这部著作是李教授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题为“信仰与利益之间”，将僧侣与海商，或者宗教与商业作为全书的关键词。宗教与商业网络的关系，很早地就在中日关系史和东亚海域史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比如本书引用过的国际日本文化中心榎本渉教授的《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僧侣与海商的东中国海）》 （讲谈社，2010，2020年以文库本的形式再版） ，就直接将“海商”和“僧侣”放入了书名。许多研究中世佛教史的日本学者，如原田正俊、横内裕人、上川通夫等，也乐于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僧侣与海商活动的关系。谈论中国与日本列岛的联系离不开僧侣与海商这两个关键词，甚至可以说，前近代中国与日本各种形式的交往，绝大多数均以海商和僧侣为媒介，与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商业网络的扩散密不可分。

学术界对于海商与僧侣关系的强调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史料的限制，由于九至十四世纪海商活动本身缺乏一手史料，贸易史学者经常需要依赖搭乘商船渡海的僧侣留下的记录，来复原海商活动的点滴 （参考榎本渉编《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南宋·元代中日渡航僧传记集成]》，勉诚出版，2013） 。

东亚海域贸易史现在已经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性学科。在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州福冈市的博多遗址群考古的进展和韩国新安沉船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宋日、元日贸易的研究。特别是在“宁波项目”（全名：“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2005-2009）以后，关于前近代中日贸易的形态、规模、商品、参与人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李怡文教授对东亚海域贸易研究的开始，想必也受到了“宁波项目”的间接影响。特别是迄今为止，在关于“博多纲首贸易”的研究中，唐房的形态，宋商在博多当地与显密寺社网络的密切结合，“博多纲首贸易”向“寺社造营料唐船贸易”过渡的原因与过程，及其与禅律留学僧的关系，乃至民间信仰通过宋商活动的传播等，均已得到了比较多的讨论。代表的研究者在日本有村井章介、川添昭二、渡边诚、榎本渉、山内晋次、田中史生、关周一、伊藤幸司、大塚纪弘、西谷功、中村翼等，国内则有王勇、江静、陈小法、赵莹波、郝祥满等。本书所涉及、讨论的是一个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都十分热门的话题。并且，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李怡文教授的欧美学术背景使得本书具有了更多的理论性和比较研究的色彩。

本书提出了“宗教-商业网络”这一重要概念。作者将其定义为被信仰鼓舞的僧侣与由利益驱使的商人一同建立的非官方贸易网络，持续时间是九世纪至1403年。并且，本书还将其视为朝贡关系的替代物。本书批判了仅以朝贡体系的观点来观察东亚世界的思考方式，指出随着九世纪以后中日朝贡关系的衰退和海商贸易的发展，“宗教-商业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最终取代朝贡关系，成为中日间最主要的交流渠道。本书更进一步讨论了“宗教-商业网络”对朝贡关系的替代的各个历史阶段。比如，在北宋初期还能看到朝贡时期的残余（奝然的例子），但非官方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开始愈发重要。随后，大量中国海商在日本扎根，僧侣与海商的合作发展出更为复杂和深入的联系。

本书所强调的“宗教-商业网络”是一种因僧侣和海商渡海活动的推动而扩散的跨境人际网络。但其产生，一开始源自中日两国内部佛教寺院与商人、当权者的互动。作者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日僧圆珍和海商李延孝、唐僧义空与徐公祐、东福寺圆尔和“博多纲首”谢国明的合作，以及宋代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板渡”一事中径山寺僧人德敷的活动，作者把他还原到了江南禅林、地方士绅、官府与海商的互动之中，十分有趣。作者还多次利用中国史料，使用宋代对外贸易的一些其他事例做了对比。

通过这些事例的分析，本书还原了“宗教-商业网络”发挥效用的背后原理和机制。首先，政府对对外贸易有严格的控制（中国有市舶司贸易，日本有大宰府管理体制），但借助与当权者的密切联系和所拥有的宗教资源，佛教寺院可以找到规避限制的方法；当商人遇到麻烦时，也可以通过佛教徒寻求帮助，与当局交涉。并且，在中国和日本，世俗当权者和有权势的寺院都有合作关系。因此，商人、世俗当权者、寺院由此联系起来，并通过跨境僧侣和海商的活动形成跨越东亚海域的庞大“宗教-商业网络”。中国的海商利用这一网络建立寺院，日本的当权者也利用这一网络向僧侣提供赞助。进而，中国和日本的朝廷都充分意识到了佛教僧侣和海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认识到这一关系网的价值，把这个宗教-商业网络当作沟通的非正式渠道。这一发达的网络最终为十五世纪的朝贡贸易奠定了基础。1403年以后，僧侣继续往来于中日之间，传递信息，起草外交文书，成为朝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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