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红梅：10岁，我两口子在那儿哭，一分院的主治大夫下班了，他看见我们俩，他说我也理解当妈的心情，我说你们是不是误诊，他说不会误诊，做个彩超都能做出来。
听从医生的建议，席卓凡被迅速转移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进一步确认席卓凡的肝硬化非常严重，肝脏已经无法满足身体最基本的需要。
医生：你看这肝就剩一点了，这些都是水，这些都是水，严重的肝硬化。
郭文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席卓凡的主治医生。
记者：您当时怎么跟他的家长讲这些？
医生：因为孩子特别小，只有10岁，因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所以我们就跟家长谈，移植是唯一有效的，能够改变孩子以后的，人生轨迹的一种治疗方法。
高红梅：当时说叫肝移植，想着都没听说过肝移植，当时那时候他说肝移植，给小孩换肝，能保住孩子的命，我说那换，我说只要能救孩子的命，怎么样都行。
器官移植，是挽救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重要手段。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器官短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但仅有1万人能如愿得到移植，供需比例只有1：150，尤其是对于只有十岁的席卓凡来说，要等到一个和他相匹配的肝脏，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向高红梅和其爱人征求意见，是否同意为儿子捐献肝脏，即进行亲体间器官移植。
作为一家之主，高红梅的丈夫首先决定，用自己的肝来救儿子。
高红梅：他爸说，换肝吧，只要能保住孩子的命，怎么样都行，我说那行，先体检他爸的，他爸的第一项都没过去，做了个增强CT。
记者：不符合医学标准？
高红梅：对，他不符合，他说用你的吧，我说行，用我的用我的，只要能把孩子的命救过来，用我的也行，用我的吧。
记者：您体检完之后的结果呢？
高红梅：一切正常。
记者：您刚才说这话的时候，突然高兴起来了。
高红梅：对，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可高兴，因为他爸的不管用，用我的，检查的各个项目都符合，挺好的，也算是好消息，他要说真是不管用的话，天都塌了，天都塌了。
然而，切去部分肝脏，对于捐献者来说，还是存在健康的风险的。目前，
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19位捐肝者死亡的案例
。虽然肝移植的技术在逐渐增强和完善，但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记者：最坏的结果会是？
医生：就是最担心的结果，我们就怕，切了肝脏以后，受体这个孩子得到挽救了，而他妈妈因为肝脏，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出血，或者这种意外的风险，如果对麻药过敏，或者这种呼吸心跳骤停这种情况。
高红梅：当时医生给我说的时候，我听了我也掉泪了。我也怕，我也怕毕竟这风险，我们娘儿俩上手术台有风险，你要说没风险是不可能，有风险，但是我想着我的风险，比孩子小得太多了。
记者：但是医生讲，其实你的风险也不小，毕竟是活体的一个移植切割。
高红梅：对，我到最后我没这样想，我一直都是，
我要把我的肝给孩子点儿，把孩子的命救回来，这是我的最终的目标。妈要救你，你要坚强，孩子，你要坚强，妈妈一定救你，让你好起来，不会再受罪。
因为席卓凡的病情严重，肝移植手术不能再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虽然高红梅符合给孩子捐肝的条件，但检查结果显示，
高红梅患有脂肪肝
。
医生：检查结果，还是有点肝弥漫性回声改变，以后每天早上要去运动，把脂肪肝减下去，因为脂肪肝比较重的话，做完手术以后，小孩的肝脏功能指标，恢复得就慢一些。
医生把肝移植的手术时间推迟了三到四周，这段时间，先通过输液把小卓凡的病情稳定住。
对于平时没有锻炼习惯的高红梅来说，她需要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脂肪肝减掉。
高红梅：这两个星期非常重要，所以我要坚持，把我的脂肪肝减下去，不然的话，我会后悔死。
于是，这段时间，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跑步成了高红梅每天的主要内容。
高红梅：早跑下去脂肪肝，早点把孩子的命救回来。
每天早上5点多钟，高红梅开始下楼梯跑步。肝移植病区在12楼，从知道只有运动才能把脂肪肝减掉，才能给儿子正式实施手术捐肝的那一天起，高红梅就不再乘坐电梯。除利用病房的楼梯、医院旁的河边跑步外，有好心人还帮助高红梅联系了一家健身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