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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赋予工作神圣的意义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列数当时的天主教95条罪状，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开始。在有些人眼里，世界史从此被分为1517年前的历史以及1517年后的历史。
马丁·路德认为，天主教的专业神职工作对人的拯救毫无任何权威可言。在《95条论纲》中，马丁·路德指出：“很显然，当钱币投入钱柜中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心和贪欲心，至于代祷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第28条）。”他提出“人人皆祭司”，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直面“上帝”的权利，同时也不得不负有各自荣耀上帝的义务。也就是说，他的理论赋予了工作神圣的意义。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的天职。”马丁·路德举例说，一个修女若没有上帝的呼召，她的修道和服务工作是最世俗不过的；反之，一个女工若有上帝的呼召，在别人家庭中服侍人，她的工作就是最神圣的。
在新教的工作伦理中，工作本身无贵贱之分，它的意义在于工作者能否尽心为之，以荣耀上帝。
就人性而言，工作的琐碎艰辛如果与某个宏大的主旨相连接，这些琐碎艰辛也就有了意义。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为了某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有人会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杀死邻居……因为，这些都可以让人感觉自己成为某个宏大的事件或事物的一部分，因而变得意义非凡。
新教赋予了工作无限的神圣性，并将工作与道德挂钩。通常一个人工作不好，不会影响外界对这个人的道德评价，但马丁·路德却说：“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工作与道德挂钩，因道德感而产生的幸福感，使这样的工作有了天职的意味。
不同文化的工作伦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总共出现过21种文明，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文明就是三大文明即犹太文明、基督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比较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对中国人对人类未来的贡献抱有厚望，乃是因为汤因比认为中国式的“田园牧歌”可以补救西方文明，而他死于1975年，未能目睹今天的中国。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于，东亚各国在战火和内乱后，迅速地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秘诀，融入了现代化语境。有学者依傍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声称儒教伦理也能引出资本主义精神。东亚能够重新崛起，且南洋华人也能如犹太人般在他乡致富，是儒教伦理的优越所致。故而有经济学家大言，落后是一种文化现象。
简单地说，有些民族的人“懒惰”，懂得享受生活，而有的民族心理则以积攒资源财富为本能。一些学者以富而凌人的态度去看待那些懒散的民族，并心生优越，是非常不高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