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代理社会实践的“数字交往”，固然也可以只是信息流动，但它的主要面貌却是基于虚拟社会形态的行动。互联网的强应用性和全时性场景，正在逐步将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引向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虚拟现实（VR），及至更具技术多样化的扩展现实（XR）。在那些情境中，由于信息与行动实现了一体化，数字传播的对象物因之成为嵌入了实在行动的“超信息”。
以“交往”而非“传播”为对象，意味着：在一个理想型的数字时代，交流-行动是常态，而单纯的信息传播是非常态；在绝大多数生活场景中，交流-行动是最小分析单位，而非在时间中继起的不同客体。
暂且不论尚在实验中的前沿技术，只观察那些早已成为现实的数字社会场景：（1）在线投票，不是以在线交流辅助投票，而是一次完整的、有实践性的投票行为；（2）在线购物，不是以在线交流辅助购物，而是一次完整的、有实践性的购物行为；（3）网络举证（例如新闻爆料、法律举报、事实核查等），不是以在线交流辅助举证，而是一次完整的、有实践性的举证行为。如此等等。
我们还可以谈及那些更具行业替代感的应用：（4）因应疫情危机，线上教育正在相当程度上代替线下教育；（5）因应医疗资源的短缺，远程医疗正在边远地区代替跨境行医；（6）因应金融服务效率、数据管理的需求，网络银行正在大部分金融业务领域代替门店经营；等等。
无远弗届、细大不捐的数字传播，看起来正在重构人类世界的生存图景。
这是我将那种数字化的交流-行动称为“交往”的原因：
传播不可逆地走向生活的虚拟映射、虚拟伴生和虚拟替代，并且，这种超信息方式的交流-行动，会无止境地迭代下去
——你大概已经听到了：在虚拟和现实这两个相向而立的“传播”话筒里，正传来“数字交往”那逐级放大的啸叫声。
在对话“交往”哲学之前，我们要以传播学视角，对虚拟社会中的“数字交往”做出定义——不过，“虚拟社会”在这里有一个注脚，我曾提到， Web2.0以来的网络社会，是人类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虚拟社会是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总体。”——藉此，
我对数字交往的定义为：虚拟社会中的交流-行动。
数字交往基于信息，但因为对行动的拟真和替代，具有了直接的实践性；同时，也因处在社会情境之中，具有了生态性。抽象地说，它是一种虚拟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基础行为；具象地说，它是一次面向环境或面向自我的交流-行动。
并且，以我之见，这一基于虚拟空间交流本身的行动之力，与班尼特（Bennett）（《新闻：政治的幻象》的作者）、西格伯（Segerberg）所提出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 是共通的，而“连结性行动”是他们在讨论“数字媒体与有争议政治的个人化”时提出的。在回应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评论时，班尼特进一步指出：连结性行动是根据生活方式要素（lifestyle elements）的含义组织个人行动，从而导致问题的个性化。另一位评论者Brayden对“连结性行动”概念作过一个更为显豁的评论：社交媒体是在改变人们参与行动（engage in activism）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对传统交流的简单扩充；顺便，他还对社会学家竟然迟迟没有（在理论上）解释社交媒体的行动意义发出了抱怨。——他大概不知道，其实，传播学在交流的行动转向理论上的作为更少一些，只是无人抱怨。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70年代以《实践理论大纲》首先提出了“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一概念，他的“结构主义建构论”（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化”（structuration）等论述，被视为实践理论的基础。1990年代，科学技术论（STS）领域 “实践转向”的理论浪潮中，夏兹金（TheodoreR. Chatzki）等人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拉图尔（Bruno Latour）发表了对科学社会作哲学分析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林奇（Michael Lynch）以《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对科学实践进行了社会学解读。这些都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转向实践论的响亮的声音。
在媒介研究领域，2013年，最具代表性的、自承借鉴社会学实践理论的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要将媒介视为实践，以考察媒介对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在这里，他指向了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他的建议是，媒介研究要把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实践行为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的本能。不过，如果把本文的“行动”主题也视为实践转向之余波，那么，我的建议是：
要以实践化的“数字交往”覆盖既往的“传播”，而不仅仅将实践作为起点。
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交往论的实践转向才真正具有范式转变的可能。
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都注意到，库尔德利2020年在接受中国学者常江的访谈时，就数据生产和消费问题指出：“即使是那些最普通的社会互动，也已经像种子或肥料一样，通过数据化来不断创造出生产要素中的剩余价值。”他是要藉此批判“大胆而又狡猾的公司”将所有人的日常数字化生活纳入一个数据化的工业体系。不过，这类数据资本主义批评与既往的资本主义批评一样，容易忽视数字劳动这一语义建构下的数字生活本身的价值。不错，同时，在资本和平台那里，数字交往生活的数据被商品化，是一个被动的、事后的、乃至被泛化的价值“剥削”过程；然而，不要忘了，从交流-行动的同一化意义上来说，大多数社交媒体、虚拟沉浸中的那些数字交往者，在“数据剩余价值”的生产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数字实践，即时性地实现了自己的数字交往价值。因此，数字正义所要诉求的核心其实是数字侵权，而不是剩余价值。
在夏兹金那里，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设想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的活动。我同意他关于具身性与物质性的判断，但很明显，虚拟现实中的数字实践早已不只是“以物质为中介”；数字交往的情境决定了：叠化“数字体验”与“数字实践”的人，能以交流-行动作为生存的本体。
简言之，数字交往不是什么“朝向”实践的交流，作为同一化、内隐化的媒介行为，它就是交流-行动本身，也因此直接涵盖了物质与精神。
杨国斌将网民抗争行动演绎为“连线力”，其中，亦在指向网络言说本身的行动性：作为一种开放的现代化工具，人们无法不使用网络，然而通讯技术本身便已成为抗争的手段、利益和竞技场，其中，“议题机会与议题共鸣”亦成为其中的主要路径。固然，类似于邻避运动所呈现的——网民通过互联网赋权进行资源动员，建立虚拟抗争空间与现实抗争空间之间联系，从而形塑社会运动的路径，属于在当下技术条件下更典型的 “连线力”，但可以想见，随着虚拟时代的来临，以及万物互联对“行动网”的塑造，作为交流-行动复合体的数字交往将成为新的常态实践。
“连结性行动”与（互联网技术意义上的）“连线力”，本质上都是在反映数字交往的行动性。卡斯特的断言是：“联网即信息”，他并对此加上了一句锐利的批语：“其实我们自己也清楚，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它能被解放者所用，也必然能为压迫者所享。互联网的连接和断线、容纳与排除，都取决于其程序和布局。”我以为，虚拟传播时代的实践，迟早也会证明：“交流即行动”；同时，我们或许也都有同样的预感：在一个“交流即行动”的时代，数字交往意义上的传播理论，很可能将关涉人类对未来生存的理解——尤其是虚拟实践的正当性。
以社会行动的视角看，当一个主体采取行动影响其他个体的行动时，这种行动就是社会行动。既然人的行动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属性，那么，作为数字实践的“交往”，也必然成为社会行动的局部，同时也必然受社会环境所影响。于是，个人、群体、阶层的意识，与数字社会里的交往律（包括虚拟空间的算法与实在空间里的制度），都必然要制约着交往人。
数字交往论，应当建立在这一社会生态性的认知基础上。
从演化的逻辑来说，数字文明的建构过程，是数字社会与数字传播互相调适、直到实现同一性（identity）的过程。我并且认为，在一个实在与虚拟、人与自然、有机与无机共存的广义社会生态里，存在着共同演化的过程。
整体论哲学主张，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应该以整体、系统的视角来考察。在当代，复杂系统突现论正在成为整体论的一个新范式，它使突现性与整体性、因果性与层次性、信息与控制、自组织与进化等系统整体论的核心概念更加清晰。我始终认为，数字社会是一个文明裂变、并无限趋向于维度转变的复杂系统，且最适合以生物系统的环境演化来类比。在高度实践化的虚拟交往条件下，这种整体性就更具有哲学上的解释力了。实际上，数字交往论的视角，是要将传播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因此，它只有在下述理论背景下才是可能的：（1）以整体论哲学看待数字世界；（2）以共同演化观念展望文明的未来；（3）以社会行动视角观察人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