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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打成立以来，右翼政党就面临着选举劣势，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作为权贵这一明确小圈子的集合体和代言人出现的。保守党的成长似乎进一步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制约：它们永远无法与慷他人之慨的左翼对手所提供的诱人承诺相匹敌，因为右翼政党富有的支持者会坚决拒绝支付更高的税收来为再分配政策埋单。
这种结构性的约束迫使任何保守党都得做出了令人不快的选择：财阀们可以做出经济让步，即通过同意增税和政府扩张，来与中间派和解；当然它们也可以渲染社会和文化分歧，即通过煽动仇恨和愤怒，来丑陋地取胜。根据书中的叙述，英国保守党是采取前一策略典型。因此，大众对精英阶层的压力和民主制度对精英阶层核心利益的保护之间构建了某种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得英国的民主体制得以发展。不幸的是，“德国的右翼精英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没有能够渡过保守党困境。他们政党的组织过于薄弱，同时又不愿意向崛起的民主力量做出妥协，故而他们很难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20世纪30年代，德国容克地主和工业家更是愚蠢地和善于挑动种族主义、部落主义以及恐慌情绪的边缘团体合作，为纳粹主义和世界大战打开了大门。
两位作者认为，共和党也面临同样的保守党困境。财阀们的经济议程——对最富有的人减税，削减弱势群体的福利，破坏工会组织，放松对大企业和金融利益集团的监管——从来都不受欢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共和党开始日益接受这一不受欢迎的议程，因此缩小了它在民主政治中有竞争力的议题范围，进而导致它可以吸引的选民数量不断减少。共和党精英很快意识到赢得多数席位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愤怒进行组织建设”，吸引那些憎恨少数族裔崛起、相对剥夺感强烈的白人工人阶级和乡村地区的居民，从“这个政策对那个政策”转向“我们对他们”。于是，共和党在委身财阀的同时，开始推行选民基础建设的“三R路线”——怨愤（resentment）、种族化（racialization）和操纵选举（rigging）。
怨愤至为关键，因为即使选民的经济利益与他们所在政党的政治追求发生冲突，怨愤也能将他们最终留在党内。不过，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们”的怨愤并不是简单地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它们是“利用这些分歧谋取政治利益的政治领袖们鼓励，甚至煽动的”。
用来激发怨愤的重要工具就是种族。共和党开始日益强调它的白人身份认同（从拉丁战略退步，放弃了吸引更多拉丁选民的打算），强调此认同正在日益被边缘化、被歧视。此外，白人身份之所以如此强大，部分也是因为它与共和党右翼强调的许多其他身份一致，无论是基督教保守派、乡村与小镇居民，还是拥枪者和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者。
如果说，怨愤和种族化是为了保持受到极端经济不平等和共和党财阀经济议程冲击的白人选民的忠诚而采取的精准策略，那么操纵选举则是为了防止不那么忠诚的选民，尤其是少数族裔选民，挑战白人选民的选举影响力。这主要体现在地方选区的不公平划分上。
正是这些手段为特朗普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的兴起又反过来保障了财阀的利益。两位作者指出，在特朗普的任内，共和党的建制派实现了许多目标，比如对公司和富人的巨额减税，通过行政命令大规模放松各行业监管，以及包括3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多名亲商型联邦法官的任命等。共和党参议院议长米奇·麦康奈尔因此宣称，这是“我在（参议院）30年来保守派最好的一年……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一年”。也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哈克和皮尔森认为特朗普非但不是共和党政治上的异数或反常，反而正好代表了财阀统治模式与民粹主义更为紧密的汇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