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如何让文物说话？以更积极的方式保护并使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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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讲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物，这么多省文物局长在，我还在讲这个，我是文物的门外汉，但是门外汉或者大众对文物的理解和文物局、文物专家的理解不同，这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文物需要有公共关系，我就从大众对文物的理解，或者说从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文物至少有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来自生活，第二高于生活，第三要回到生活。

来自生活。不管是先秦、唐宋、明清还是近代工业化文明，都是过去的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当然有一部分是国家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或者是军事的体现，但是它也是生产生活的根本保障。但是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呢，因为留下来的都是人类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普通的东西比如说茅草屋，如果不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闹革命，那些茅草屋不可能重建的。井冈山的茨坪、红军医院当时让国民党烧的一干二净，解放以后重新建的，只有这种特殊情况下茅草屋会重建。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物，绝大多数是精品，是花费大量财富和人类创造形成的，所以保留下的文物大多都是精品，所以是高于生活的。第三句话叫回到生活。过去文物因为它高于生活，所以离开生活太远，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害得各地文物保护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文物，趁文物局长不在的时候偷偷把它拆掉或者说等着打雷下雨给它弄掉才好，因为它影响到发展，跟生活没关系，所以概括文物的三句话就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回到生活。

藏于深闺，埋入地下，隐在乡村

第二个角度来看文物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藏于深闺，埋入地下，隐在乡村”三种状态。藏于深闺就是被挖出来，放在文物仓库里面，或者是放在封闭的博物馆展览柜的那部分，实际上它们是公共的，等下会讲这个文物是谁的，那么这是叫藏于深闺，离我们生活很远。

第二是埋于地下，有些东西没有被发现，有些被发现但是因为技术水平还不够需要回填，总的来说埋在地下的挺多的，因为中国文物很多是土木结构，如果放在地上的话早就没了。

第三是隐于乡村，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部分，城里基本上被破坏完了，覆盖完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村子里还保留着，我很反对住建部一竿子到底推行乡村规划的做法，他们要求2020年之前乡村要完成一次普遍统一的规划，从2008年开始《城市规划法》被改成了《城乡规划法》，规划乡村搞成了依法而为，而搞乡村规划的人全部受的是城市规划教育，根本不懂乡村怎么规划。当然，罗德胤还好，还能够懂一点乡村规划（笑声）。

这些没有受过乡村规划教育的人在做乡村的规划设计，把中国那么多美丽、传统村落变成非常丑陋、非常难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堪入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是新农村（众笑）。我为什么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乡村的发展？历史上中国的村子都是当地的风水师、村民、地主自己建的，自己规划的，是百花齐放，是符合地理环境的。如果住建部一个统一的标准搞乡村规划，就是万村一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所以地方政府能抵制住建部对村子一杆子到底规划，就尽量抵制（众笑）。这个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这么多官员在，我不敢开玩笑。因为文物局长的一个重大责任就保护乡村景观、乡村文化，因为文化是被保护在乡村里面的，能够挖到的文物放在故宫或者是文物部门仓库里的是少数，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在村子里面，所以把村子保护好非常重要，这是文物局长的重大责任，虽然它没有列入文保名单，但是乡村保护非常重要。

人不识、不识人、识人不？

第三个角度是文物的公共关系。我们现在文物工作者和公众什么关系呢？有三个表达，人不识，就是公众缺乏对文物的了解，藏在深闺人不识。第二就是不识人，专业的人士、文物局长或者是考古专家不太了解或者不屑于了解、响应公众的要求。第三个识人不？就是如何改善文物的公共关系。人不识，这是公众缺乏了解；不识人，专业人士不够了解公众需求；识人不，就是要问你想跟老百姓搞好关系吗？想走群众路线嘛？这就是叫做如何改善文物的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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