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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人脉关系，游说机构可以为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所支持的非营利机构与基金提供支持，以此曲线换取议员们的利益交换，甚至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在离职后提供一份高薪收入。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赞助行业专家、研究机构和学术高校，在立法过程来影响决策。
重金投入与收买专家
作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游说已经成为美国大型企业的一项必备固定投入。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15年的统计，美国企业每年在游说上的支出高达26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美国国会每年的预算（众议院12亿美元、参议院8.6亿美元）。
2011年投资研究机构Stratega对美国游说投入最多的50家大公司的数年研究显示，这些大公司的股票表现比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高出了11%。而2009年-2012年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和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大企业进行游说的支出回报比甚至高达220倍。
在华盛顿游说的不仅仅有诸多大企业，还有更多的公会和公益机构，他们也试图通过游说来实现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不过，大企业和相关协会的游说支出是工会和公益机构游说支出的34倍。游说支出最大的100个机构中，有95家是代表企业利益。
在大企业的游说阵营中，还包括了一些本该独立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纽约时报》今年的调查发现，美国75家主要智库的内部调查发现，有数十位研究专家同时注册作为游说人员，他们一边在监管争端和诉讼中担任外部顾问或是仲裁员，另一边却以各种咨询名义从大企业收取不菲的费用。一些智库还为游说者、前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咨询顾问提供了非正式研究员的职位。这些人并不需要披露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行业专家杰弗里·埃森纳与美国电信运营商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最知名公共政策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马克·麦凯兰（Mark McClellan）同时也是强生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每年单是董事薪酬高达26.5万美元。麦凯兰在布鲁金斯的研究项目对强生公司的肝炎药物有着诸多帮助。
特朗普拟议委任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主席人选——知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技术专家杰弗里·埃森纳（Jeffrey Eisenach）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网络中立性，反对将互联网视为公用设施（支持电信运营商基于优先等级对待网络流量，向消耗大量流量的互联网公司收取额外费用）。2015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了支持网络中立性的决策，而埃森纳的上任或许意味着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的立场可能有变。
但埃森纳并不是基于独立立场。他同时也在咨询公司NERA担任高级职务，而这家公司从Verizon和其他电信行业机构获得高额的咨询费用。更令互联网公司感到担忧的是，另一位可能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要职的是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马克·贾米森（Mark Jamison）；而他此前是美国第四大电信运营商Sprint的游说人士，同样强烈反对网络中立性和其他监管政策。
2013年汤姆·惠勒（Tom Wheeler）出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之后，就有十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联名致函呼吁美国否决网络中立性判决。虽然这些专家均在联名信中否认自己收取企业报酬，但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结论的研究结果中，超过半数都是由电信企业资助的。
在中国政府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因为在此前研究中收取高通咨询费7.7万美元，违反了利益回避原则遭到专家咨询组的解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同样也是高通对中国政府的游说活动。
谷歌领衔硅谷游说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