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学术界——一个大学教授的辞职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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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教新墨大的这些年里，头顶上换过四任校长、三任教务长，还有两任系主任。管理层频繁更迭中的主旋律，始终是权力、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化，给院系和教职工带来了日渐增长的压力。这一缓慢却显而易见的过程，带来的是对学术独立性或明或暗的伤害，是对教职工关怀的流失，也是工作不确定性的蔓延。另一方面，我（还有很多同事）也感觉，这些攻击破坏了大学本身所承担的教学与科研使命。

4、资金环境

两场同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打了将近十年之后，美国又遭遇了两代人以内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如今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内的财政预算都已经大幅萎缩。更糟糕的是，共和党领导下的恶劣政治氛围以及他们刻意造成的国会混乱彻底断绝了任何长期、合理的预算规划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已经目睹了联邦科学项目资金连续至少七年的止步不前，以及全国各州立法机构对教育经费的无情削减。这些力量集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大学的生存空间，迫使校方不得不向教职工们转嫁压力。于是，在经费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教授们却在被学校越发卖力地驱使着，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套于大学非常有害的政策——它们不仅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对立，还使得两者都屈从于根本不切实际的资金追求。例如，新墨大工学院最新颁布的一个制度，就以教学负担为惩罚，诱使教授们更多地去追寻科研资金（事实上，该制度只以教授们引来的科研资金作为其学术能力的唯一度量。而匪夷所思的是，这跟学术能力压根毫无关系，更别提创新能力了）。

5、过专业化、心胸狭隘与目光短浅

资金上的压力同样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当人类感到不安时，我们会变得更保守与退缩——我们只求凡事稳妥，而不敢放手一搏。但问题是，创新从本质上就离不开探索性的风险。创新的目标是发现新事物——超越现状，发现或者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既要求索未知，又要万无一失，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

在美国，传统意义上，大学一直在为类似的科学探索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联邦、各州和企业对此的资金支持也一直不曾断供（顺便提一句，采购现成的尖端研究成果，要远比通过工业界或是政府亲自研发来得实惠，而且还能让这些机构规避失败的风险）。这一结合曾经带来了惊人的回报，利润常常是投资的好几倍都不止。

但这当前的风气下，所有这些机构，包括科学家自己，都在有意回避着探索性的研究，求诸于更为安稳的路线。多数资源，都流向了已经被他人确证、保证有所回报的想法、技术（以及学者）；而主流之外的想法，却越来越难以得到同行评审的认可，获取学校的支持，或是赢得相关机构的经费。其后果就是，在大量的科研领域，学者的视野越来越狭隘，对创新性的探索越来越排斥（我的同事，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基里·瓦格斯塔夫，针对我们所从事的机器学习领域，就该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写过一篇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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