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一点难不倒右丞相脱脱。
1350年
（元至正十年）
十月，就在朝廷讨论如何治理黄河的同时，脱脱还进行了另一项改革：货币改革。元顺帝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翰林两院商量如何进行货币改革。十一月，改革措施已经出台，不可谓不快。元顺帝下达诏书，要求发行一种新的货币。不过这次宰相脱脱选择了一个更加古典的名字：中统交钞。他规定新的中统钞
（也称“至正钞”）
1贯顶铜钱1 000文，可以换至元钞2贯，也就是说，通过新发行货币，又将至元钞贬值了一半。新钞发行后，政府印刷200万锭，作为支付河工的费用。其中至正钞190万锭，至元钞10万锭。
中统元宝交钞。来源/呼和浩特博物馆
在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在元武宗时期，曾经发行至大钞，一次性将至元钞贬值八成，不过民间依然扛下了这次大型的掠夺。而这次的中统交钞只是贬值一半，比元武宗时期的掠夺还是小得多，这样的发行方法应该也不至于引起太多的问题。
据《元史·贾鲁传》记载，1351年
（元至正十一年）
四月，工部尚书贾鲁担任总治河防使，发动民夫15万、兵2万，开始治河。十一月工程完工。这次治河在技术史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从最初的规划到物资的使用，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工程史的巅峰。据《至正河防记》记载，治河的总里程达到285里154步多，许多地方使用了三重堤。修筑堤坝使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大桩木2.7万根，其他榆木、柳木66.6万根，草733.5万束，竹竿62.5万根，苇席17.2万张，小石2 000般，绳索5.7万根，堵口用的大船120艘，铁缆32根，铁锚334个，竹篾15万斤，石锤3 000块，铁砧1.42万余块，大钉33 232个。总花费1 845 636锭，控制在了印刷的200万钞票限额之内。只有看到这些数据，人们才会意识到，蒙古人和元朝对工程和数字的把握已经精确到了什么程度。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由于缺乏数字和账目传统，大型工程的预算数据往往是混乱不堪的，但贾鲁的这次治河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至少这样的说法并不适合元朝。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总工程师贾鲁以及总指挥脱脱产生足够的敬意。
黄河的治理完毕也意味着运河的安全和内河航运的畅通。按照脱脱的规划，物流的畅通本来可以让元朝的体质更加强健，国祚更加久远。但这时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元朝的软肋
在元朝中央政府忙于发行钞票和治水的时候，竟然有人利用这个时机造反。也只有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元朝已是多么的脆弱。元武宗时期的无数次折腾和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都不足以让社会垮掉，但到了元顺帝时期，哪怕完成了对社会如此重要的治水，哪怕经过如此缜密的规划，依然无法解决控制力下降和社会混乱问题。
同年五月，治水还没有结束时，在河南行省的颍州
（现安徽阜阳）
出现了一次反叛，首领是一个叫刘福通的人。在元朝有许多教派，最著名的莫过于王重阳建立的全真道。但全真道并不与政府对抗，反而是另一个教派——白莲教更加积极。白莲教在阜阳的首领刘福通与韩山童策划反元，在平时，内地的这种反叛都不会长久。但这次他们瞄准的时机非常好，恰好是在方国珍反叛导致海运减弱、河运因黄河决堤不通、治水又带走大量人力和士兵之际。
韩山童死于起事之前的泄密，但刘福通逃脱了追捕，举起了反旗。他的人马先攻克颍州，之后连克朱皋
（现河南固始县附近）
、罗山
（现河南信阳市罗山县）
、上蔡等县，九月又攻克了汝宁府
（现河南汝南县）
、光州
（现河南潢川县）
、息州
（现河南息县）
。
刘福通的起兵成了榜样，一时间更多的人加入反叛的队伍。
八月，萧县
（现江苏萧县）
芝麻李起兵，攻克徐州。
同月，罗田
（现湖北黄冈罗田）
的徐寿辉起事，攻克黄州路。到十一月，更是自称“天完国皇帝”，建号“治平”。徐寿辉在初期表现出摧枯拉朽的力量，定都之后，立刻派遣手下兵分二路，向着东、西两个方向掠地。1352年
（元至正十二年）
，更是接连攻克中部地区，直至三月才在南昌吃了第一场败仗。
1352年
（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另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郭子兴起兵攻克濠州
（现安徽
凤阳）
。三月，钟离人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队伍。
如上所述，元朝末年的主要反叛力量此时都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分别是：位于淮河流域的郭子兴和朱元璋、位于长江中游的徐寿辉、位于徐州的芝麻李，以及同样位于淮河流域
（在凤阳上游的阜阳）
的刘福通。
之后，刘福通的队伍中将分化出小明王韩林儿，以及山东地区的毛贵，并通过北伐
（关先生支系）
最远破坏到位于草原区域的元上都，甚至到达高丽。而芝麻李的队伍被打散后，有一部分
（赵君用、彭大）
将投奔郭子兴，引起这支队伍的内部矛盾。徐寿辉的队伍也很复杂，经过争斗之后，最后分化成位于两湖地区的陈友谅和位于四川的明玉珍两大势力。
这些反叛力量使得淮河和长江中游地区陷入混乱。原本脱脱治理黄河的一大目标是保持运河的通畅，但突然形成的群雄并起的局面威胁到了王朝的主动脉。
但如果认为元朝会因为反叛势力而轰然倒塌，那就是小看了其抵抗能力。反叛势力只是进一步削弱了元朝，却不是元朝灭亡的主因。元朝并不惧怕他们，因为它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已经经历过无数次小规模动乱。元朝派遣大批蒙古将领分赴四方去镇压这些反叛者，并逐渐收复了一些区域。只要有足够的物资供应，那么元军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是有能力重新控制局面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足够的物资主要就是军需，而所谓军需，最主要的就是粮食。粮食产地主要在江浙地区，上述反叛队伍虽然出自元朝核心，却是在元朝核心的薄弱地区，虽然有的从战略位置上讲很重要，但从物资角度上讲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徐寿辉所占据的湖广行省的粮食税总额只有江浙行省的二成，芝麻李、郭子兴、刘福通都在河南行省境内，这里的粮食税总额只有江浙行省的一半，而且他们只占据了河南行省的部分地区，破坏力是有限的。
总之，反叛者并没有涉足当时最重要的区域江浙行省。江浙地区依然归顺于元朝，只要元朝的税收还能源源不断地供应其军队，迟早会将反叛镇压下去。
那么，朝廷真正怕的是什么呢？
元朝的软肋隐藏在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之中：它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在南方，只有从南方征收粮食运往北方，才能保证国家的运转。对元顺帝来说，只要保住江浙地区和交通，就可以保证国家不崩塌。但反过来说，一旦江浙地区或者从江浙将粮食运往北方的线路出了问题，就会如同大脑失去了供血一样，这个巨大的王朝将出现休克和暴亡。江浙地区暂时没有发生反叛，满足了元朝存续的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