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
读徐梵澄，屡屡想起瞿同祖。二人相差一岁
（徐梵澄生于1909年，瞿同祖生于1910年）
，都是湖南长沙人，都曾长年游学异邦，巧合的是，都是1945年出国。不过，瞿同祖于1965年归国，徐梵澄则等到了1978年。这一区别，直接决定了他们晚年的学术命运。
瞿同祖谈回国后的经历：
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刚回来时，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后去了湖南，在那儿什么都没做，也安排不了；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宾馆里。那时条件不允许，也不允许做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了，北京还有图书馆，在湖南没有资料，那段时间可惜了。
1978年我工作调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打算再写本书。于是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每天上午去，把要的材料摘录抄写回来，下午就不去了，因为到点就闭馆了，人家要吃饭了，我也要吃饭了，就回来了。但试了一两年就办不到了，68岁的人了，实在不行了，毅力也差了，实在是疏懒了。这样干了两年，到70岁实在不行了。我儿子倒是安慰我：条件那么差，年纪那么大了，受条件限制了。不过我觉得是个遗憾，到近代史所应该是做出点成绩的，但除了论文，别的没干出来。当时主要想研究的是清律。
瞿同祖一生共四本专著
（《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汉代社会结构》《清代地方政府》）
，皆为青壮年时期所撰。他回国那年55岁，正值一个历史学者的黄金年龄，然而自此岁月蹉跎，学问荒废。晚年与妻子合译《艾登回忆录》，编译《史迪威资料》等，只能说聊胜于无。
徐梵澄则幸运多了。最动乱的“文革”十年，他豹隐印度，一面修行，一面治学。归国之后，其心性直入圣人之虚静。故而晚年撰述自如，《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皆可藏之名山。
仔细想来，却不宜将二位先生的命运之歧异简单归结于运气。他们何时返国，皆属自由抉择，这则关乎对个体的预期与对时代的预判。这两点，恰恰呈现了徐梵澄的高瞻远瞩。一个人，如果会通了中、西、印三大文明
（冯象称徐梵澄“是会通了中、印、西三大文明的罕见其匹的大学者，又是得了鲁迅先生亲炙的哲人和文章家”，见《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