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戴锦华：我不想向年轻人的年代投降 |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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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选择讲解的电影的标准则是：“一个是对它艺术价值的基本评判。另外一个是它在电影史上的位置。第三个是它在电影语言、艺术表现、影像构成上面，我有话可说。我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觉得不仅可说，而且值得分享。比如说侯孝贤的影片，我最喜欢《风柜来的人》，而不是《刺客聂隐娘》，但是我觉得《刺客聂隐娘》的影像和叙述方法更可以讨论。因为侯孝贤电影的妙处经常是不可说，但是像《刺客聂隐娘》是可说的。”

采访期间，她也不出意外地说出了那句：“我出去抽支烟。”这也是喜欢戴锦华的人津津乐道的一点。她烟瘾很大，曾自称“一天两包半”。对此，作家余华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戴锦华的烟抽得够厉害，一颗接着一颗，好像一刻都不停。”

因为访谈内容过多，这篇文章只刊登了戴锦华教授关于电影、旅行和个人的部分对话，其余关于历史、现实等的内容将以其他形式发布，特此告知。





Q=Qdaily

D=戴锦华

【电影《战狼2》，不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Q：如果回看 2017 年的华语影视作品，你有印象比较深刻或比较关注的吗？比如我觉得有两部片没有啥艺术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讨论。一个是电影《战狼2》，一个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这两部片感觉特别奇怪。

D：不奇怪，为什么会是奇怪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两部电影（影视作品）不是很好地映照社会形态变化的镜子？你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变化，整个社会心态、社会需求、文化生产机制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从这两部电影（影视作品）当中，如果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电影研究的方法，你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和题目可做。

Q：那你能具体讲讲对《战狼2》或者《人民的名义》的看法吗？

D：迄今为止，我都拒绝对这两部作品发言。因为有太多的话可说，但是要用比较耐心的方法，要多个方面相互参照。一种简单的表态肯定是一说就错。因为它非常复杂，当然也因为它非常敏感。我不害怕敏感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处理敏感问题要谨慎。

Q：你能稍微透露一下这里面的复杂性吗？

D：其实所有的流行文本都一样，所有的流行文本都是双刃的。你只去看它作品表面构成或者作品直接表述的那个价值，就认为它的热播、热映表达一种单纯认同，那么你肯定是会有很大的视差。而所有的流行文本，它都会被不同层次、不同诉求、不同位置的人们，做不同的接受和应用，所以这种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关照对象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本身会形成一个立体映照结果。

比如说《战狼2》。你单纯地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兴起是对的，但是不全面或者是不准确的。认同的人和拒绝的人都只在这个问题（指民族主义）上讨论。这样你并没有真正触碰到这次流行。

从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你会发现这是全盛期的香港电影的某一种形态再现……

或者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它非常成功地履行了动作片这种功能，多数人在里面获得的是肌肉的满足，而不是头脑的或者是精神或者是身份认同的满足。

这只是简单的举例子，实际情形的表述要更加复杂。



Q：可能有个问题有点蠢，但我还是想问，相比之前，你觉得 2017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地方或者值得关注的变化吗？

D：任何试图总结中国电影市场并且发现规律的都是愚人之举。因为世界电影史上没有过先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炸裂出这么巨大的一个电影工业、影院系统和观众人群，所以这个事实本身没有先例可循。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逻辑也在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在相当随机地发生着变化。

我只是觉得，总体说，今年（指2017年）来的变化让我兴奋的因素多于沮丧。因为有一些我期待很久的东西开始出现，比如说艺术电影的排片，民营电影公司联合地介入到对艺术电影的放映当中，用一种非资本逻辑来对待电影市场。《战狼2》客观上告诉我们说，潜在的中国电影市场有多么巨大。因为事实上，在中国的人口基数上，所谓中国此前的票房奇观都不足为训，所以它把这个市场的规模展现给我们以后，它也提示我们说，不是只有一种电影观众。所谓的“为 90 后拍片”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年龄层的观众都可能成为电影观众，而且三线以下城市电影观众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因为《战狼2》的成功是把这部分观众曝光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思考《战狼2》这个影片主要参考的一个因素，就是观众的地域、阶层、阶级身份。我是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令人兴奋的。







【100 年来，电影自身已经证明了，电影可以做一切】



Q： 2017 年的上海电影节一场名为“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的论坛上，你曾提到：“21 世纪中国电影的‘越看越骂、越骂越看’以及‘不烂不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针对这种怪现象，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还是个死结？刚才提到，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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