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明运动海外秘密联络网管窥——《丁未传信录》所见的口述南明史

叙拉古之惑 · 公众号 · · 2025-05-01 10:18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郑氏海船的组织方式。官商林寅观和总管林瑞均为林姓，财副和艄目则由陈姓担任，另有管船官曾胜，而伙长郭完象是倾家入股（郭娘当为郭氏女眷），此外尚有郑姓客商，提示这些打着郑氏官商旗号的贸易船，或许是以合伙出资（包括以船入股）的方式参与经营，而郑氏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人员之间的等级观念、具有人生依附关系的“家丁”、“家人”等都在“漂人问答”中有所印证。此外，郑氏从事海外贸易人数，以林寅观一船近百人的基数推测，合计“数十船”或有数千乃至万人的规模（当含一人重复往返者），税收有每船3千两银子，或大船2100两，小船500两等不同标准，年贸易额则不少于数十万至上百万两，这与木宫泰彦所述曾经谋反的郑泰在日本长崎存银达71万两的规模也可互相印证。

对郑氏武装海外贸易航路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已展开。比如一从菲律宾、印尼等南亚诸国经台湾到日本的航路，二是从大陆、台湾到日本的航线，就是最早被发现的。而明末清初海上私人贸易的情况，舍郑氏以外更无重量级主体；而据该漂流船所剩余财物及漂人口述，分析郑经据台时期的具体经济状况和结构、物流交通、海外贸易或更大范围的中日朝关系的成果也日见增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推行海上通行证或贸易许可证，是郑氏武装拥有海上航路绝对控制权的表现，即使在日本长崎等海外贸易点也不例外。《丁未传信录》所载蔡政致李凤书云：“兄台勇畧䧺才，暂屈商旅，亦观时而进止，浮海非所愿也。”李凤的身份是“崇祯都督”，“外国营生”，且有“召集贤者”的力量，因此蔡政除揽之“来宁”，除为“国士”的政治期待外，还冀请其帮忙发牌：“特奉藩令，遣记室同家人前来长岐，给换客岁令谕炤牌，倘有相爱亲友，不妨援引颁给。想御命者，自能体悉藩主德意，可不烦其虚费毫厘耶？客岁有给牌者，弟回即启藩主，通行各镇，水途可保无虞。”这种周年一换的“牌饷银”制度，正是郑氏武装经贸制度的特殊运行方式。

蔡政致林环官书亦云：“别来裘葛已更，未审兄翁宝舟，今年又获厚利否？想吉人自有天相，毋庸私祝耳。客冬所给令谕炤牌，弟回覆藩主，深嘉向义。时即通行各镇，遵守获送，量水途可保无虞。近缘清朝遣使求和，弟又有民牧之寄，未得来岐。特奉藩令，遣敝记室得官及家丁杨郞前来换想御命者，自能奉命，兄翁等应费分厘耶？”林环官也是一位拥有政治抱负、极有机变的“起义之人，今亦以商旅生贩，以资国课，以待进止，而外国无人不钦敬也”。这位林环官有可能即指寓居长崎的崇福寺四大檀越之一林守壂，这些客寓日本的海商换得令谕牌照后，“水途可保无虞”。如果不是郑氏完全控制海上贸易线路的话，收取这种费用是不可想象的。故郑氏集团被认为是一个活跃于17 世纪的海上帝国，虽然没有“国家”的地理边界，却能“以其毋庸置疑的权威与欧洲列强抗衡”，建立了从日本到中国台湾、东部沿海和东南亚的强大海域霸权。

蔡政，钱海岳《南明史》中有传：“字拱极，金门人”，曾任思明知州，成功卒，请经嗣位改审理所正，巡南北二路。永历十七年，转刑官协理，命使日本，取郑泰存银回之思明。擢礼官，二十二年卒。漂流人所携蔡政致友人李凤、林环官二信，对南明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贡献，在于不仅回答了史学界所关心的郑氏武装贸易经营方式的疑问，还可为南明史事及《艺文志》、《食货志》提供重要的补充材料。

通过《丁未传信录》，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南明政治史领域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有关复明运动海外秘密联络网的存在和运行。这在以前，或者是不被承认，或者是苦于没有确凿证据，导致复明运动是否存在海外联络网遭到质疑。比如，隐元东渡是否肩负反清复明的政治使命存在争议就是一例。隐元是福建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的高僧，顺治十一年由郑成功拨船护送至日，由此开创了日本临济黄檗宗。而隐元、既非、化林这一脉僧人，在南明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确凿证据，则是由丁未飘流人所提供的，这对因文献佚失而造成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认识论来说，也是很值得关注并重视的一则重要材料。

漂流人陈得，是“天朝府笔吏”、礼部主事蔡政的记室，他所携带的几封信件，确切地证明了复明运动存在着海外秘密联络网。蔡政第三书致林六使，展现的就是郑氏在日本以长崎为中心的一个联络网：“特以台兄大畧转启藩主，专仗化林禅师敦请台兄与顾、魏二翁来宁，共图恢复，未卜贵意何如？”清楚地显示郑氏希望通过林六使与“化林禅师”之间的联系，联结林氏、顾氏、魏氏等人到东宁（即台湾）共商反清复明“恢复”大计。

这位“化林禅师”是何许人也？化林原名性合、性偿(1597—1667)，是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三山人，本从医执业，“戊子丁国变，隐于支提。壬辰（顺治九年）秋，礼予于雪峰。见其行履周详、机锋迅发，为之剃染。及予东渡，乃相从远。历名山大川，于本分事，有所默契。”这是日本黄檗宗开山祖师隐元的弟子既非如一为化林所作的诗偈，化林在此被称为“三山英士”，三山正是化林俗家原籍所在。

顺治十六年，化林与徒鹤搏从福州东渡日本，既非有《喜化林徒、鹤搏孙至自福严》诗：

万里寻师切，飘然过海东。

一双无柄镢，待子种春风。

顺治十八年冬（1661，日本宽文元年），隐元七十寿辰。既非“特遣化林徒前诣座下，代不肖投五百拜，殷勤致敬”，化林遂承担起前往京都祝贺师祖诞辰之任。康熙二（1663）年八月，“癸卯秋，山僧省觐黄檗老人，吾徒随侍上京，暂将院事交化林子掌管”，化林遂代既非监守日本长崎崇福寺，次年再继千呆法席，成为崇福寺的第五代住持，在日本传授中医术，还擅长书画、诗文。康熙六年六月初三日，化林“发背痈大如升”力疾而逝，终年71岁。但在日本一些有关佛教黄檗宗的论著中，不仅漏载曾监守崇福寺的黄檗僧化林其人，更不用说窥见其中的奥秘了。但通过丁未漂流人陈得转交蔡政致化林禅师的信件，不仅使化林的政治面目清晰起来，更使这南明地下复明运动中难得一见的海外秘密联络网掀开了神秘面纱，露出了冰山的一角。虽然蔡政的这些书信无法到达化林禅师之手，而化林本人也在康熙六年辞世，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日本临济黄檗宗门作为郑氏武装海外联络站的地位，应当没有疑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