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到统一定论,各区域间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差异及地方规制等因素导致了FDI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加多元和复杂化。白红菊等(2015)的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具有人力资本和基础配套设施优势,随着FDI的进入,碳减排会产生“马太效应”。周杰琦等(2017)的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使得FDI增加碳排放。此外,FDI的行业差异也可能导致其产生不同的碳排放效应。杨子晖等(2017)的研究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只在中国部分省份成立,但随着FDI在内蒙古和山东投资于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使得“污染光环”假说在此类地区获得了经验支持。杨树旺等(2012)、白红菊等(2015)对FDI的来源地进行了区分,发现不同来源地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空间计量分析以及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通过面板协整、门槛面板、面板回归研究FDI与碳排放问题,容易忽略FDI的空间集聚效应,也没有考虑碳排放的空间扩散。空间计量方法可以弥补这些问题,路正南等(2021)、张俊彦等(2021)通过引入空间矩阵解释了FDI如何通过技术溢出、产业集聚影响本地和周边碳排放。近年来,Zhang et al.(2020)、Duan et al.(2021)、闫云凤(2022)从投入产出表出发,基于价值链视角下的微观层面进行碳排放研究。部分学者发现,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碳足迹显著大于发达国家,但该方法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有时滞,且估算方法也存在争议。
本文构建的基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E
it
为i地区在t时间的碳排放;FDI
it
为i地区在t时间的外商直接投资;X
it
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技术进步水平、技术转移程度;ε表示误差项。
碳排放和FDI不仅由本地区的生产活动决定,也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例如,具有空间关联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能源结构、发展政策等具有联动性,由此产生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表达式如式(2)所示:
将(2)式表示为向量模型,可得: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ε
t
~N(0,
I
n
),α=[α
1
,α
2
,...,α
n
];I
n
是(n×1)的列向量;y
t
=
,x
t
=
,β=[β
1
,β
2
,...,β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