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海涛就我国现有产业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实施“抓大放小”政策之后,中国逐渐形成国有企业位于上游,民营企业位于下游的“垂直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导致资源误置。之后又采取的“交叉补贴”——“上游补贴,下游征税”政策,使得下游企业进入数量持续减少,加剧了“垂直结构”带来的扭曲。他认为“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政策通过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可以有效减缓垂直结构带来的扭曲。
毛海涛通过构建一个只存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两部门封闭经济体模型,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和Ottaviano的取值方法,设定指标衡量工业制成品与农业计价物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工业部门内部商品的差异性,利用效用函数求出需求函数、反需求函数,分别求出下游民营企业和上有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从而得到均衡的中间投入品价格。研究表明:随着民营企业进入下游产品市场的数目增加,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会随之增加,当民营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时会停止进入,但是若选择继续进入仍然会增加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即上游国有企业和消费者从下游民营企业中抽取了一部分垄断利润,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中心的石军伟教授,他做了题为《工业发展与出口质量——来自42个大国的经验证据》的报告。
石军伟首先指出本文的研究动机,他表示,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的大背景下,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在数量上保持持续的增长,但却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环节,因此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石军伟通过对现有理论机制发展进行梳理,提出三个主要的假说:假说一是工业发展水平与出口质量正相关;假说二是在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FDI对出口质量的影响要强于工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假说三是在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的贡献要强于在工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就三个假说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推论: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始终对其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二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显著地正向提升了FDI对其出口质量的贡献,但在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类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显著地正向提升了HC对其出口质量的贡献,但发达国家却不具备这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