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今寄上本书“广告稿”，“说明书”，“内容提要”，“小引”四件， 请查收指教。全书十万字，如贵公司有意接受，请按贵公司接受外稿最高致酬标准计算，订约，并预支二分之一以上稿酬，当即全稿寄呈。（贵公司前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寿先母诗有句云“有子能通七国郵，京华早应席珍求”，亦因见《略说》而发。）
（6）请早日赐复，以免捷足先得。如须贵总公司决定，请代转达为荷。
此致
亲切的敬礼！
弟 厉鼎煃敬复（笔名啸桐）
（别署小通）
1957.12.25.
函二纸附七纸
厉鼎煃1957年12月25日致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函
从信中可以看出，厉鼎煃发给中华书局一部分并改题《契丹大小字新说》的书稿《契丹国书新说》，曾被时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10月并入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1904—1998）索阅过，然后顾又致信中华书局元老舒新城（1893—1960）推荐出版。舒大概把这件事转给了中华上办，上办又致信厉鼎煃，这才引出了厉的这封回信。
信里还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契丹国书新说》可能就是厉鼎煃此前在《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二期，此文定稿于1957年5月1日前夕）一文中提到的“曾经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和民族出版社办公室所请的专家看过”初稿的那部《契丹文字研究》。大概除中华书局外，他还先后把书稿投寄给科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单位，这就是他特别提醒中华“请早日赐复，以免（其他单位）捷足先得”的原因。
第二，从厉的回信可以看出，中华上办在来信中要求他先将书稿付邮。这个要求却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害怕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人剽窃。厉开出条件，只有中华先答应接受他的书稿，并且同意按最高稿酬预付二分之一以上，他才能将书稿全部寄出。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只能先寄去“小引”等部分文稿。厉解释自己这么做是基于屡尝的痛苦经验，可能以前有人欺负他是民间学者，从而霸占并抄袭过他写的东西。
第三，厉鼎煃在信中通过引用孟森（号心史，1869—1937）、缪凤林（字赞虞，1899—1959）、张世禄（1902—1991）、小仓进坪（1882—1944）、陆费逵（字伯鸿，1886—1941，中华书局创始人）等人对自己的评价，概述了自己在契丹文研究中的贡献和地位。同时，他也简述了自己的研究与罗福成、王静如等人的区别，并且说到只有陈寅恪（1890—1969）、岑仲勉（1886—1961）、夏鼐（1910—1985）等少数人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工作的价值。厉鼎煃此前已经与夏鼐有投稿和通信的联系。《夏鼐日记》卷五在1954年的部分有三条提到厉鼎煃：
5月25日 下午校阅厉鼎煃关于契丹文的稿子。
8月14日 下午校阅《考古学报》厉鼎煃君文稿。
9月24日 上午赴所，校阅厉鼎煃之《契丹墓志考释》
。
夏鼐给厉鼎煃校阅的稿子应该是同一篇，就是发表在《考古学报》1954年第8期上的《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此外，《夏鼐日记》卷五1955年2月11日条还出现过一句“下午写回信给厉鼎煃同志”。从《夏鼐日记》的这些零星记述里，我们可以体会出厉鼎煃信中提到夏鼐“尚能知赏”的含义。
第四，厉鼎煃在信里特别提到他此前曾向《考古学报》投寄《略论罗福成、王静如诸家关于契丹文字之考释》一文，但是这篇文章后来没有登出来，稿件也是下落不明。我怀疑《夏鼐日记》卷五1958年3月1日条“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稿子（厉鼎煃二文）”中提到的两篇文章，可能就包含这篇投递给《考古学报》的《略论罗福成、王静如诸家关于契丹文字之考释》。
厉鼎煃的信当天就被中华上办收到，显然引起了一定的重视。根据我这次购得的那份文件转移单，该信和书稿一起于1958年1月3日往上转给北京中华书局总公司，并于1月10日被签收。中华总公司古代史编辑组（历史一组）的编辑朱彦頫（生卒年待考）于1958年1月23日就来信和书稿写了一篇审读意见，对文稿的学术价值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对预付稿酬、担心剽窃等问题却持保留态度：
就作者来信所言，并检读其《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见《考古学报》）一文，推想其所著此稿当有相当成就，可能有些创见和特点。且能写此类书稿者极少，当为难得之作，而于宋辽史研究实有极大助益，所以就这书稿本身而论，似是可以而且应当考虑收印的。
不过作者所提条件，有难于商量之处，因为：
1.未见稿件，先照最高标准付一半稿酬，向无此例；不便由我社首创，造成先例。
2.作者前已有《契丹国书略说》一书，及《热河契丹国书碑考》、《热河辽碑二种考》、《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等论文发表，世人共见。今此稿即是总括以上各篇著作而成，如有他家剽窃，一索以前各文，便易败露，世人或不致胆大妄为至此。是以作者所设攘美盜善之说，未免过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