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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油画产业链
说到大芬崛起成为“中国油画第一村”，就不得不提1992年的那次封神之战——
400多个画工，
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法国客户36万张油画的订单。
当时为了完成这个订单，大芬的画工们发明了“流水线”的画法——20个画工排成一排，一个人在最前面调色，一个人画天空，一个人画山，一个人画树，另外一个人画房子。
这样每个人只画固定的一部分，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稳定。
流水线模式随后成了大芬复制油画的法宝，订单源源不断，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大芬村，开始真正成为行画的加工基地。
专攻一幅作品或是一种风格的模式，让大芬村批量复制出了数十万计的世界名画，也复制出了不少的“中国梵高”。
纪录片《中国梵高》讲述的就是大芬村里的“梵高”们，影片中的赵小勇和周永久，就是众多画工里靠画梵高成名的代表。
纪录片《中国梵高》场景，大芬的画工师傅带徒弟，甚至全家上阵，临摹的世界名画数量以十万百万计
他俩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
赵小勇以前在陶瓷厂打工，往瓷器上画图案的，后来嫌厂子里工资低，听说在大芬画画能挣钱，就跑来了。
周永久就更大胆了，1990年，听说村里有人在大芬画画为生，从来没学过画画的周永久，揣着80块钱就到大芬，当了画工学徒。
和数不清的画工一样，他们来到大芬村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
那时，艺术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很遥远且神秘的事情。
从调色、用笔开始学，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梵高。
在大芬村疯狂接单的那些年，画工们一般都是从临摹《向日葵》《星空》这些世界名画开始，因为“比较好学”。
当然，这不是因为梵高的作品容易画，对生产线上的画工来说，梵高的画往往是大订单，他们可以一边练手一边卖画。
毕竟，市场需求在当时是完全压倒艺术性的，哪怕再难也要学会。
就这样，成百上千个名画工挤在出租屋里画出的《向日葵》，被挂在遥远的欧洲梵高博物馆门外的商店里，大芬村也通过这种方式，连接着最艺术与最市侩的世界。
纪录片《中国梵高》剧照
连续20年重复画着同一个画家的几幅作品，还是能在赵小勇和周永久们身上催化出对于艺术的兴趣和追求，既熟悉又陌生的梵高，也似乎与他们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纠结了好几年，靠着临摹梵高挣到钱的赵小勇终于去了趟欧洲，亲眼去看看那张他画了20年的世界名画。
当他看到那幅他再熟悉不过的《向日葵》，却发现还是和自己的想象不同；当他在欧洲的店铺里看到自己几十块钱卖出去的仿作，卖到几百欧元一幅，他的心情是复杂且失落的。
周永久也有机会去“亲密接触”梵高，不过他的选择更决绝。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被禁锢在梵高的世界里，他把画笔换成了铲刀，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改变，开始画自己心里的向日葵。
周永久在大芬村的一间工作室，如今这里的画作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创作
如今，赵小勇转战浙江开着自己的画廊，作品多数销往国内；而周永久在大芬村开了好几家画廊和工作室，也在北京开过个展。
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们的角色，也从一个临摹的画工，转变成了拥有创作自由的画家。
“中国梵高”的顿悟，既有自己内心追求艺术的发现，也有市场大环境跌宕的驱动。
他们和大芬村的转变，一半是发自内心，一半是出于无奈。
大芬村复制名画产业经历的几次低潮，都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贸易都是“只进不出”，只有大芬的商品油画是唯一绝对顺差产品。
也正是因此，大芬油画村曾经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