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克伦斯基屡次声明，他不愿在俄国革命中做马拉，——这话就是说：他不愿采取严厉手段制裁反动，但并非说：他不愿如此制裁“无政府。”顺便说一句，凡反对政治上使用暴力的人的道德，一般都是如此的：当暴力是用来改变已成秩序的时候，他们反对暴力；但在保卫已成秩序时，他们就无论如何残暴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了。
在准备前线进攻时期，克伦斯基成了有财产阶级特别宠爱的人物。德列钦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同盟国如何看重“克伦斯基的劳绩。”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语报》对妥协派很严厉，却屡屡表示他们对陆军部长的善意。罗将柯自己承认：“这个青年人……每日以加倍的精力再生，为的从事于建设的工作，并图谋祖国的福利。”自由派自然是含有用意来恭维克伦斯基的，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根本上是为他们而工作。列宁曾说：“我们试想一想将是什么情形：倘若古契柯夫图谋下令进攻，解散几团军队，逮捕士兵，禁止开会，‘你呀，你呀，’对士兵说话，骂他们‘懦种’等等。但克伦斯基可以享受这点‘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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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是仅仅在他尚未曾耗尽了民众付托给他的那个容易融化的信任心以前。”
那次进攻，虽然在资产阶级方面抬高了克伦斯基的声望，却完全败坏了民众对他的信仰。进攻的大丧败，本质上就是克伦斯基在两个阵营内同时大丧败。但最可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两方面丧败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了“他人不能代替的人物”。关于克伦斯基在造成第二次合作政府时的作用，米留可夫这样表示：“这是唯一可能的人物，”但可惜不是“唯一需要的人物。”须得指出一点：自由派政客领袖从来看不起克伦斯基，而资产阶级广大成分也渐渐倾向于将一切命运打击归究在克伦斯基头上。照米留可夫的见证，“那些爱国主义集团的不耐”迫得他们去寻觅一个刚强人物。有一个时候，海军上将高尔却克为人瞩目。但要安置一个刚强的人于把舵地位；“不是谈判和妥协的办法可以做到的。”这话容易叫人相信。史丹开维奇论立宪民主党人道：“对于民主政制，人民意志，立宪会议等等之希望，已经抛弃了：市政局选举，全俄国各地，都让社会主义者获得极大的多数……他们于是着急的谋求一个政权，它不从事于说服，它只命令。”更恰切点说：他们所要的一个政权，是能够扼住革命的咽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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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尼洛夫的生平和他的性格之中容易看到一些特点，颇宜于充当国家救主的职务。马丁诺夫将军，平时是科尔尼洛夫的长官，战时也曾同他一起在奥地利要塞中做俘虏，曾以如下的话描写他的性格：“工作有恒心，自信力坚强迥异于人，但在智慧方面则是一个平凡而庸碌的人，又没有什么广大眼光。”马丁诺夫将军认为科尔尼洛夫有两个优点：个人勇敢和不自私自利。在那个社会中，人家首先为自己安全打算，人家不顾一切侵占他人利益，科尔尼洛夫有这两个优点自然惹人注目的。至于战略上才干，尤其估计整个精神的和物质的局势之才干，——则科尔尼洛夫全无影子。马丁诺夫又说：“此外，他也缺乏组织才干；他的容易生气和缺乏均衡不很适合于有计划的行动。”勃罗西洛夫在世界大战期间观察了他这个部下的整个军事活动，也很看不起他：“一支勇敢的游击队的头领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官厅散播的关于科尔尼洛夫一师的传说，是为了供应爱国派舆论的要求：事变的黑暗背景之上需要一些光明。马丁诺夫写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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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毁灭了，为了科尔尼洛夫自己指挥无力，他……并不晓得如何去组织退军，而最不好的就是他时刻改变方针，而且浪费光阴……”到最后一刻，科尔尼洛夫把那一师人丢开不管了，那是他自己中了敌人诡计，如今他只图自己脱身。然而漂泊了四日四夜之后，这位倒运的将军终于投降奥地利人，直到后来他才逃脱。“回到俄国来时候，科尔尼洛夫与各报记者谈话，在他逃脱的故事上煊染了他自己想像出来的光明的颜色。”我们无需来说那些消息灵通的证人对他的传说所作的煞风景的更正了。显然，从此时起，科尔尼洛夫就喜欢报纸宣传了。
革命以前，科尔尼洛夫是个带着黑色百人团色彩的帝制党。在俘虏期间，每逢读报，他常说：“他愿把那些古契柯夫和那些米留可夫通通吊死。”但是政治思想烦扰他，如同烦扰他那一类型的人一般，仅仅是在直接影响于他本人的时候。二月革命之后，科尔尼洛夫很容易宣布自己是个共和派。据马丁诺夫说，“他很少明白俄国社会各层份子间利益之交织，他既不知道党派关系，也不知道那些社会活动家是怎样的人。”孟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派，在他看来，是一大团敌派，他们妨害军官指挥军队，妨害地主享用地产，妨害厂主开办工厂，妨害商人买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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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会委员会已经看上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由罗将柯签字要求总司令任命这位“全俄共知的勇敢英雄”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皇帝，那时已经不是皇帝了，在罗将柯的电报上写道：“照办。”如此，革命的首都得到了它的第一个红色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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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上，有这句话提到科尔尼洛夫：“一个旧派将军，他要终止革命。”然而在起初那几天，这个将军图谋上进，甚至闹闹热热的举行了逮捕皇后的仪式。这增加了人家对他的好感。从高比林斯基上校的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知道科尔尼洛夫在这件事情上玩了双重把戏。高比林斯基上校就是他任命的皇村指挥长官。高比林斯基小心记载道，谒见皇后之后，“科尔尼洛夫对我说：‘上校，让我们单独谈几句。你去罢，站在门外等。’我出去了。大概五分钟以后，科尔尼洛夫喊我。我进去。皇后伸出她的手……”显然，科尔尼洛夫把上校当作一个朋友来介绍。以后，我们将听说皇帝和他的“狱吏”高比林斯基互相拥抱。科尔尼洛夫就了新职，表示出他是一个最蹩脚的行政家。史丹开维奇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的最接近的同事不断的感叹他之不能做事情或指导人家做事情。”然而科尔尼洛夫在首都只住了一个短时间。四月事变中，他图谋第一次流革命的血，并非没有受到米留可夫的唆使，然而执委员会反对他，他辞职了，去当军长，以后做西南前线司令。没有等待法律恢复死刑，科尔尼洛夫在前线就下令枪毙逃兵，陈尸大路上，布告罪状，他又以严刑恐吓农民，禁止侵犯地主的财产权，他又设立突击队，一有好机会他就举起拳头吓吓彼得格勒。如此，在军官和有财产阶级眼睛中，他的名字立刻围上一轮光圈。但克伦斯基的许多特派员也会这样对自己说：除了科尔尼洛夫再没有别的希望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位好斗的将军带着做师长时的悲惨经验，竟做那几百万正在解体的军队的总司令了，——协约国正图谋叫这军队打仗以至于完全胜利哩。
科尔尼洛夫头脑昏迷了。他的眼光狭小和政治无知，使他容易成为那些冒险家的牺牲品。“这个生着狮子的心和绵羊的头脑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所形容的（以后凡尔霍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一面顽强保护他个人的特权，一面很容易受人家影响，只要投合他的野心。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很要好，也发觉他“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这个总司令身边最有势力的，是个名叫查伏衣科的人，他戴着一个谦逊的头衔：传令官，——一个怪异的人物，旧式地主出身，油生意投机者，冒险家，特别以他的笔感动了科尔尼洛夫。查伏衣科的确有那种无所不为的骗子的活泼的文笔。这个传令官成了科尔尼洛夫的文案师爷，报纸广告是他做的，通俗的科尔尼洛夫传是他写的，报告，最后通牒，以及一切需要“强硬的艺术手笔”（将军自己的话）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查伏衣科之外还有一个冒险家，阿拉丁，第一届国会议员，曾在国外住了几年，一根英国烟斗从不离嘴，因之自命为国际通。这二个人站在科尔尼洛夫的右手方，替他联络反革命诸中心。他的左手方则是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服待着，他用尽种种方法支持将军的夸大的自负心，同时阻止他过早地惹起民主派大恶感。容易动感情的邓尼金将军写道：“君子和小人，诚实人和阴谋家，政军领袖和冒险人物，都来投奔科尔尼洛夫将军，同声喊道：救我们呀！”很难确定君子和小人各占多少成分。总之，科尔尼洛夫认真以为救国之责非己莫属，如此就成为克伦斯基直接的政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