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化”与现实主义的结盟
关于“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瞿秋白在《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里面这样写道：
马克斯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问题，他们说：不应当“塞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把莎士比亚和塞勒对立起来，这在马克斯和恩格斯，是有原则上的意义的。这就是鼓励现实主义，而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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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克斯恩格斯的反对“塞勒化”和鼓励“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于文学上的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上的意见。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这是马克斯恩格斯所反对的。第二种是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斯恩格斯所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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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瞿秋白将“莎士比亚化”与现实主义、“塞勒化”与主观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创作方法来看待。他把“莎士比亚化”归纳为“对于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广大群众的历史斗争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这种斗争不是席勒式的主观的演说，而是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马克斯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里，就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成份”。17瞿秋白写作此文时，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创作因其标语口号式的对革命的主观描写已遭批判。1932年瞿秋白给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写了序言，他引用了法捷耶夫用来批评苏俄文坛的“浪漫主义”倾向而作的《打倒席勒》一文：“普洛的先进的艺术家不走浪漫谛克的路线，就是不把现实神秘化，不空想出什么英雄的个性来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干那种使我们高尚化的‘欺骗’；而要走最澈底，最坚决，最无情的‘揭穿现实的一切种种假面具’的路线。”18这里面涉及的席勒“时代精神的号筒”“揭穿现实的一切种种的假面具”等论断也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对拉萨尔的“席勒式”创作方法的批评。
瞿秋白为《地泉》写的序言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的发表相差不过一年，其时中国左翼文坛正在苦苦寻找一种能够真正客观描写中国革命现实的创作方法，由苏联传入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方兴未艾，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在苏联已经呼之欲出，可以说“莎士比亚化”的出现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成为这两个创作方法共享的理论武器。
瞿秋白在《“现实”》的后记中说自己在“编译”过程中“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19，《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虽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是仍然建议“要能够超越这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而把握住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比较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起来，是站在更早的阶段之上；辩证法唯物论的文学创作方法，也比较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高出一个阶段。……我们还要更加澈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20此时在苏联，“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已经因其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的关门主义错误而被否定。1932年4月《真理报》发表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拉普”，同年5月，格隆斯基等批评和取消了“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确定下来。在中国，最先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口号的当是1933年2月25日《艺术新闻》第2期上林琪从日本《普洛文学》杂志上翻译过来的《苏俄文学的新口号》的报道。此后《国际每日文选》上又揭载了华西里珂夫斯基和吉尔波丁著、两篇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论文。1933年11月，周扬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正式告别了在国内文坛过去的一年才沸沸扬扬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手法”，转而寻求更加适合中国现实的文学创作方法。
瞿秋白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发表时间相差7个月，从行文来看，瞿秋白似乎并未明确接收到苏联文坛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和批判的信息。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图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超克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矛盾，这样就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与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创作之间做了连接，因而也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了某种暗合的性质。在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周扬也不忘提醒“这决不是说文学理论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可以抛弃”，相反，“为了要用具体的批评去指导许多的作家，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批评家，今后是非把自己的唯物辩证法更加强化不可的”。21也就是说，无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应该坚持辩证法的唯物论，并且都应该与中国现实做连接。这至少可以证明，在“莎士比亚化”的引入方面，瞿秋白以及周扬并没有简单地在中国语境中重复这些论述，而是在叙述中根据中国的现实微妙地加以置换，而这种置换就为新的叙述政治打开了可能性。
那如何理解这种连接与置换？现实主义和“莎士比亚化”所产生的意义和可能性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原信里是如何说的。稍作摘录如下：
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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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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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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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所做的著名论断。信中将“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这两封信也被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之一，其所提出的“莎士比亚化”“席勒式”，包括悲剧观念等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以上两封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首先，拉萨尔没有看到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没有看到阶级冲突的实质，而是错误地把改造世界的任务放在一个不切实际的完美人物——封建贵族济金根身上。其次，在描写济金根等人的时候，过于抽象和主观，将人物当成图解政治的口号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因而没有塑造出有血肉的典型人物。最后，情节过于单一，缺乏细节的真实，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福斯泰夫式”的背景，认为思想的深度和历史内容需要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相结合。因此，一个理想的“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文本，它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几个必备要素：人民性、典型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等。
“莎士比亚化”这一概念在苏联的革命斗争时期有它特殊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件发表之后，关于怎样“莎士比亚化”地去写，被组织进列宁的继承文学遗产的指示中：“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当‘文化革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之时，我们应该积极完成继承‘文学遗产’的任务。”24因而在苏联曾出现了莎士比亚的复兴潮，不仅重新出版莎士比亚的著作，还要在戏剧季中排演莎士比亚的剧目。这都跟苏联官方接受世界文学遗产的文化政策有关。中国大致共享了这一历程，对“莎士比亚化”的关注也是在苏联继承文学遗产的氛围中进行的。只不过不同于苏联的是，
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中，对“莎士比亚化”的讨论是在寻找能够指导中国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的焦虑中出现的，“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