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采访︱
姚雨萌
关于研究对象,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青少年就算不嗑药也很让人头疼。” 青少年和成瘾二者本身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您研究的初衷是青少年问题还是成瘾问题?为何形成最后的研究议题?
托德·迈耶斯:
我起初便关注成瘾与青春的交叠。年轻人戒毒的经历尤其复杂,他们被视为极其易受毒品的影响的一群人,而这往往言过其实。通过观察青春期与成瘾的相互作用,我看到了这些话题是如何彼此放大的。但在书中,我想努力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孩子。人们常常认为毒品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但书里的这些孩子——无论我们称之为少年、年轻人,还是青少年——归根到底还是孩子……他们成长,他们改变,他们学习,他们犯错——凡此种种,皆是青春的模样。
巴尔的摩似乎是割裂严重的城市,正如书中的描述 “两头都能找到行家(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和深受社会问题困扰的人)。”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您如何确定巴尔的摩作为研究地点,又是如何展开的?
托德·迈耶斯:
我启动这项研究的时候,就已经住在巴尔的摩了,那时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不需要长途奔波,我在此就能找到回应研究的问题。
在巴尔的摩开展研究挺复杂的。一方面,巴尔的摩也太“过度研究”了。这座城市里的贫困和苦痛,因种族主义和结构性不平等而雪上加霜,但不管是好是坏,都吸引了大量研究者。有些时候巴尔的摩被称为“实验室”,这个态度蛮消极的。
另一方面,尽管问题重重,城市里也有大量的研究和医疗中心。从一开始,我就想了解年轻人在这些体制中的经历,包括研究体制,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仅仅研究人们在机构中的生活(如诊所、医院、学校、监狱)是不够的,他们的世界还包括厨房和客厅。我想知道年轻人在机构和家之间的生活是怎样的。
书中有很多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对话,尤其是对个体的关注,似乎也影响到您后续的其他研究。但非专业的读者可能对此比较陌生,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康吉莱姆对您研究的影响?
托德·迈耶斯:
乔治·康吉莱姆(1904-1995)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和医生,他最著名的可能是《正常与病态》(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1943
)以及他对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指导。
要理解康吉莱姆对我这本书乃至我所有写作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对个体创造规范的坚持。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个体都不断地协调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康吉莱姆的思想深受德国神经精神病学家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和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与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杰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共同撰写的书《灾难时代的人体》(
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2018
)中也有提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康吉莱姆帮我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归类到由文化建构出的笼统分类里:“成瘾者”或“病人”,而是更仔细地观察个体如何在这些分类之下日复一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