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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逃，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看看，就知识分子才有这种坏心思”，“多次逃跑，越狱成性”，“不服管教”……管教对他也没好话。而此时，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慈没有想到，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就这样，暗地把他要了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见面第一句话就打着哈哈：“好你个逃跑大学生，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我看你还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吗？现在你跑不了了，在这里好好工作吧。”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是我把你要过来的”，并甩下几句话，“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发挥你的长处，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晚年徐洪慈（右一）和王金如合影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很不错，王金如不歧视他，俩人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就是这样。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杞手下，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自由行动，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1965年，徐洪慈刑满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刑满释放，应该可以回家。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
监狱领导说：“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
徐洪慈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于是，他变成“留场人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徐洪慈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徐洪慈忍无可忍，冲到木世勤的楼下，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木世勤觉得，这不是公然向他叫板吗？所以“文革”一开始，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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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
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徐洪慈觉得：“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无效的，是没用的。”“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以起到“震慑”作用。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507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他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怎么办？徐洪慈说：“很简单，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还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怎么变软？他也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这都是他以前学的生物化学等理科的一些知识，他不但会学，记忆好，还会联想，并且善于活学活用。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