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
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
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
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
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
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
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
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