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贸易保护政策似乎按下“快进键”，美国新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纷至沓来，给全球经贸和金融市场蒙上阴影。纵观过去两百年全球化历程，虽然全球化的进程常有波折、逆全球化时有抬头，但长期来看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站在当下，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审视过去的全球化范式，思考问题出现在了哪里？未来可以如何打造新的全球化范式，使全球化重回加速的轨道？
旧的全球化范式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是从产业资本的视角来看
，以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优的生产基地，此时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目的地，产业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
二是从金融资本的视角来看
，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积累了较高的储蓄，但由于缺乏足够投资渠道、追逐“安全资产”等因素，选择将储蓄投向发达经济体，美国的金融市场尤其得益于此。
这种范式大幅度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不仅带来了全球GDP的显著增长，更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贫困、增进了福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呈上升的趋势。
然而，全球化旧范式亦有不完美之处。对发达经济体而言
，一是产业资本的流出与自动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技能群体的就业。在美国的经济研究中，一个经常被谈及的词语就是“Job Polarization”，即就业的两极分化。根据Autor & Dorn（2013），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就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低技能与中高技能就业增长，但中等技能就业减少。对于就业的两极分化，学术研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使一些中等技能群体流向低技能的服务岗位。
二是金融资本的流入使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表现出众。在股票市场，2020年至2024年间，海外主要股指的波动率大致处于相近的区间，其中美国股指的风险收益明显表现优于法国、德国等其他样本股指。在债券市场，东亚与中东产油国美元收入流向美国国债市场，压低了美国的国债利率。根据 Barsky & Easton（2021），1994年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债占比约20%，到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0%左右，其背后的驱动力是积累了大量储蓄的海外经济体对安全资产的追求。据其估算，海外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带动美债收益率下降了50bps。
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一方面，股债牛市中拥有更多金融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更高的资本回报；另一方面，一些中等技能群体转向低技能就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二者之间的裂口扩大。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
海外产业资本的涌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助力新兴经济体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居民的收入上升、企业的规模扩大，社会财富逐渐积累。然而，由于投资渠道不够丰富、追求安全资产等原因，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未能充分利用国内金融市场为居民创造财富，形成了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局面。中国、韩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显著低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水平。
因此，在旧的全球化范式下，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存在着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