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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owick的综述中提到的另一项研究中，慢性腰痛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服用安慰剂，患者们报告称疼痛程度平均缓解30%。在另外三项研究中，服用非盲安慰剂的患者也报告了抑郁、后背疼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症状得到缓解。
Howick承认，这些试验都存在限制，即患者知道他们是否服用安慰剂或者没有接受治疗。然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安慰剂确实会引起真正的生理变化。安慰剂会增加内啡肽循环，而内啡肽是身体内部的止痛药，还会增加多巴胺的循环，多巴胺是与愉悦和疼痛感知相关的神经递质。
但是安慰剂似乎只在某些情况下有作用。研究表明，只有在大脑和感知能够帮助调节症状（比如疼痛、疲劳和痒）的情况下，安慰剂才有作用。根据基因的不同，安慰剂的效果也不同。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基于一种名为COMT的基因，不同的IBS患者对安慰剂的敏感度不同，这可能是由于该基因影响多巴胺的水平。
所以，如果在伦理上给患者服用安慰剂是可行的，那么医生们是否就可以开这种处方了呢？Howick说：“我并不提倡医生们把安慰剂当作糖豆来使用。但是我认为，这项研究应该使医生们意识到，跟患者谈话时做到真正的积极所带来的益处。” Howick的新书《Doctor You》将在今年出版，该书的内容是关于过度医疗和身体自愈能力的。
Kaptchuk对于非盲安慰剂的广泛使用更加热情，尽管医生们对此比较反感。Kaptchuk说：“如果有足够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对于不同的病症都有积极作用，我希望我们能够说服医学界，使他们意识到这种方法是有用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解释非盲安慰剂的工作原理。一种假设是，那些曾经被受信任的医生治疗过并且好转的患者的内啡肽和神经递质的水平可能会下意识地提升，因此改善了症状。这是一种调节效应，最早由俄罗斯心理学家Ivan Pavlov发现，他训练狗在听到声音的时候流口水，因为他把声音和喂食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种可能性是，患者可能被告知这种安慰剂对其他的患者有效，因此患者会有意识地期待症状改善，也就会导致化学释放，从而改善症状。
也许这两种假设都有作用，但是Kaptchuk认为，它们都无法完全解释研究中受测者的情况，在这项对IBS患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患者都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治疗。他认为，“体验认知”这种最近的理论的可能性更大。这种理论认为，症状改善的可能性会刺激下意识的信号在身体不同部位之间通过，导致释放出缓解症状的化学物质。
Buonanno对于非盲安慰剂的潜在机制也有一些想法，但使她更感兴趣的是这种方法对她有效，自从去年，Kaptchuk和胃肠病学家Anthony Lembo就一直给Buonanno开安慰剂处方。她说：“我感觉好极了。好像我从来没生过病一样。我认为这与我对医生的信心有关，因为他们告诉我这种方法有效，我心中充满了希望，并且期待着安慰剂有效果。我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经过了23年的病痛之后，我总算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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