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抗战期间，从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浙大西迁，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
1938年12月，丰先生收到马一浮的来信。信中，浙大校长竺可桢诚意相邀，聘请丰子恺担任浙大艺术指导。1939年1月，丰子恺决定前往。一路沿途躲避日机轰炸，十分艰难。
一路上，他记录下浙大西迁的艰难历程。在《教师日记》中，他写道，“上午驾吾夫人出殡，吾往送之。见竺可桢校长亦来送殡，其黄色制服之裤，臀部有两破洞，大如手掌。吾几失笑。”正是竺校长带头共克时艰的精神，也高涨了浙大师生的士气，奋勇攀登科学高峰，留下浙大西迁的辉煌岁月。
在这段艰难岁月中，他努力创新艺术教育。他上艺术教育、艺术欣赏两门课，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透视法、漫画等艺术技法，提出“艺术教育之主旨，温柔敦厚”。
在讲授艺术教育课时，16节课里，他总结所谓艺术就是三个词：“艺术心”，就是要对万物有同情心；“艺术”，要有善巧兼备；“艺术教育”，就是要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依然不过时。艺术就是我们呈现给外界的个人状态，一个温柔谦和的人。
这样的教育怎能不打动人呢？当时，上丰先生的课时，除了师范学院学生外，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的学生也争相来听课，坐不下的就站着，站不下的就门窗外伸着脖子听。有一次，丰先生听说很多学生是逃课来听，在课上他建议学生们大可不必之，并连发五问，“不知彼等何为而来？为好奇乎？为艺术乎？为教育乎？亦另有所为乎？”写到这儿，我真的很想穿越到那堂课堂，领略先生的魏晋之风，以及学生们的慷慨作答。
在这一路迁徙一路上课时，丰子恺还不忘为学生们加油鼓励。在总理纪念周上，他为学生们做演讲：
“诸君是中国最高学府之学生，不久的将来的中国的向导者。发扬文化之责，端在诸君肩上。务请努力保住中国灵魂，以提倡物质文明及发扬固有之精神文明为己任。这才不愧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生。”这些期望和寄语，如今读来依然倍感热血澎湃，对于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修身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一生不能释怀的理想追求。
他创作《生机》，鼓励学生们眺望光明，等待抗战胜利。“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人间世事，概莫例外。
签名册：竺可桢夫人写下 “竺陈汲”
在这段跟随浙大西迁历程中，遵义是重要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