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恒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史进行定义，认为“知识史是将知识产生（从认知的角度看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生产（从社会与知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识的更新）置于广阔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等时空框架体系中，进而将这一框架体系置于更广阔的民族、国家、区域、洲际乃至国际的网络中考察其产生、发展的历史”
（陈恒：《知识史研究的兴起及意义》，《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1日）
。在当今国内学界，知识史研究已成热门，检索以“知识史”为主题或关键词的研究项目、学术专著、专题论文及译作，几近难以胜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传统的战争史研究领域，知识史的这股热潮似乎并未激起显著反响，这一现象与海外学界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从表面上看，知识史和战争史似乎分属不同阵营，但颇出人意料的是，二者的碰撞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火花。一方面，知识史（包括其源头之一的书籍史）的引入，使军事/战争史的一些“旧”议题得到了重新检视。以军事思想史为例，传统研究主要关注军事经典文本、军事精英的思想，这一范式以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主编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该书于1943年初版，1986年修订再版，中译本由时殷弘等人据1986年英语修订版译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为代表，该书详细介绍十五至二十世纪西方著名军事人物（如马基雅维利、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军事学派（如普鲁士—德国学派、法国学派）的思想学说。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军事书籍与军事知识，致力于探讨军事书籍的出版、传播、阅读、接受，军事知识的生产、转移、学习、应用等问题，这从以下几个书名即可见一斑：《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
（[美]约翰·B.亨奇著，蓝胤淇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战争与印刷时代：荷兰军事收藏品中1801年之前的早期印刷书目》
（Louis Ph Sloos, ed.
Warfare and the Age of Printing: Catalogue of Early Printed Books from Before 1801 in Dutch Military Collections
, Brill, 2008）
、《完整的士兵：早期斯图尔特王朝的军事书籍与军事文化（1603—1645）》
（David Lawrence,
The Complete Soldier: Military Books and Military Culture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1603-1645
, Brill, 2009）
、《维盖提乌斯的〈论军事〉：一个罗马文本在中世纪的接受、传播与传承》
（Christopher Allmand,
The De Re Militari of Vegetius: The Reception, Transmission and Legacy of a Roman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战争中的工具：知识与世界之间的科学、研究和器械》
（Steven Walton, ed.
Instrumental in War: Science, Research, and Instruments between Knowledge and the World
, Brill, 2005）
。
另一方面，在知识史的启发下，军事/战争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些富有创新性的议题。2015年，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瑞士医学科学史杂志》
（
Gesnerus: Swiss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该刊于2021年起并入
Europ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
第七十二卷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专题论文，充分展现了知识史和军事/战争史“联姻”之丰硕成果。该期文章包括《军事的知识史视角导论》
（Wissens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 auf das Militär: Eine Einleitung）
、《长19世纪中的医学、法律与“文明”战争之知识》
（Medizin, Recht und das Wissen vom «zivilisierten» Krieg im langen 19. Jahrhundert）
、《知识在军队中的作用：19世纪法国的战争科学与军事图书馆（1800—1900）》
（Le rôle du savoir au sein de l’armée: sciences de la guerre et bibliothèques militair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c. 1800–c. 1900)）
、《从地方到全球：法国军医、阿尔及利亚与“热带疾病”（1830—1880）》
（Du local au global: Les médecins militaires français, l’Algérie et les «maladies des pays chauds» (1830–1880)）
、《从阿尔高的地貌学到欧洲的军事病理学：军队作为人类学危机话语的交汇点（1860—1900）》
（Von der Geomorphologie des Aargau zu den militärischen Pathologien Europas. Das Militär als Schnittpunkt anthropologischer Krisendiskurse, 1860–1900）
。其中，由帕斯卡尔·格尔曼（Pascal Germann）和海因里希·哈特曼（Heinrich Hartmann）合撰的纲领性文章《军事的知识史视角导论》明确提出将军事史与知识史结合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军事”与“知识”
（Wissenschaft，该词一般译作“科学”，但其含义较英文的“science”更宽泛，泛指“可靠的知识”乃至“一切形式的学问”，参见[英]H.P.里克曼：《狄尔泰》，殷晓蓉、吴晓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4—115页，兹根据该文语境译作“知识”）
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军队作为一个恒久存在的社会机构，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仰仗于各类知识，与此同时，战争也常参与或促进各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过往研究往往将军事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讨论，但忽视了军事与知识一样，存在一个“跨国网络”，其作为“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场域”的意义尚未被充分发掘。在此前提下，将知识史——这个致力于在广泛的政治、社会背景中探索知识如何生成、传播、稳固与消亡的学科——引入军事史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格尔曼和哈特曼将这一研究路径称为“军事知识史”
（Wissensgeschichte des Militärs，该文英译标题为History of Knowledge Perspectives on the Military）
。该期的其他文章，即为践行此研究方法之具体个案，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揭示了军事/战争与知识之关系。
由此，我们再来检视《知识的秩序与环流》一书，不难发现它在研究旨趣与方法论取向方面均与前述战争史与知识史的融合趋势——即“军事知识史”研究取向——十分契合。指出这一点，并非意在凸显该书之“预流”或与海外学界同仁“所见略同”，而是试图基于学术史的脉络对其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位，而这本身即是知识史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知识史和战争史的“联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堪称“珠联璧合”，尤其对于先行研究已堪称宏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而言，这不啻为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当然，需要更确切地指出，《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的学术关怀并非“战争”，而是“战史”——“甲午战争早期史叙”。
如何“从知识史的角度去观察甲午战史”？在《知识的秩序与环流》一书中，作者是紧紧围绕“史叙”这一对象来展开的。所谓“史叙”，在书中与“历史叙述”交替使用，用来指涉各种对甲午战争的记述。作者特别指出，“这种记述基于经验见闻（而非逻辑推断或虚构想象）所作，强调历时性视角并追求某种‘内在一致性’。其具体形式可以包括文本、图像及其他衍生文类。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同语言文化语境中，常会以‘史’‘纪’‘本末’‘颠末’‘history’等确定的文类标识作自我界定，有些则不以固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现，而是停留在流动中的片段叙述状态”
（第2页，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