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的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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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1939）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于1946年9月20日举办，有18个国家的电影参展，比起竞赛性质，第一届戛纳更强调鼓励不同民族电影的积极创造力。这一届共有9部电影获颁优秀奖，尚未创立「金棕榈奖」的戛纳把影展大奖颁给了雷内·克莱芒的《铁路战斗队》，这部讲述二战时期法国铁路工人地下抵抗运动的电影适逢其时。

这一年，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冷战的迷雾正在弥漫，尽管参展影片遍及东西方阵营，私下的暗流却欲盖弥彰。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当美国提名影片《煤气灯下》放映时，苏联人就邀请其他国家的代表去参加晚会，导致影片不得不重新放映。

政治格局的重新确立引发了连绵不绝的巨响，在30多年前的一战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感叹：「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战后欧洲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作为战胜国，也只有在文化领域尚能追忆昔日的辉煌。

《山田孝之的戛纳电影节》（2017）

今天的戛纳在大多人眼中意味着「去类型化」、「作者电影」、「反好莱坞」的刻板印象——当山田孝之两人带着样片前往戛纳和法国影人交流时，对方还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们：「用胶片拍摄更容易拿奖」。

但今天的戛纳主竞赛单元也会有90%的影片是全球首映的名导作品，今年的19部参与金棕榈奖角逐的影片中就有9部来自戛纳的「老熟人」，而以前并不是这样。

戛纳的偏好形成了所谓「嫡系」导演的认知，这种现象亦有利有弊，去年泽维尔·多兰的《只是世界尽头》获得评审团大奖便引来嘘声一片，整个获奖名单更使得评委会遭遇「固步自封」的严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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