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皮罗承认,“虽然尼采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到过威尔豪森,毫无疑问,《敌基督》中描绘的犹太教的五阶段历史,乃是威尔豪森区别流亡时期和前流亡时期的犹太教的方法的一种极端化,只不过这一历史描述在此戴上了‘好与坏’、‘善与恶’和教士心理学等眼镜”。(莎皮罗,2004:24)
们关心的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即尼采如何借用威尔豪森的成果。威尔豪森在1878年《以色列史导论》一书中提出摩西五经成书的“四底本”说,即,崇拜伊罗兴(Elohim)的人写的E底本,崇拜耶和华(YAHW/Jehovah)的人写的J底本,《申命记》(Deuteronomy)的作者写的D底本,祭司阶层(Priests)写的P底本。威尔豪森对《旧约》成书过程的考证同时也是以色列史的证据。J和E底本反映了以色列人以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生活,D底本写于公元前6世纪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P底本在巴比伦之囚之后写成,祭司们以P底本为框架,把J、E、D底本糅合成“摩西五经”。(Wellhausen,1885)威尔豪森把以色列史解释为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从自然宗教、民族宗教到道德宗教的进化史,而尼采则把这三个阶段解释为“去自然化”的颓废和堕落,祭司在第三个阶段“伪造了上帝概念,伪造了道德概念”,而到第四个阶段,祭司发现“以色列的全部历史都无法征用;扔掉它吧!——这些教士们创造了伪造的奇迹,我们手中的圣经有一大部分都证明了这一点”。(尼采,2015:240-241)不难理解,尼采的“证明”来自威尔豪森关于犹太教祭司编辑和重构其他底本的考证。
最后,尼采把基督教的起源解释为犹太人伪造本能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令人恐惧的逻辑的进一步推论”:“犹太人也因此是世界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民族”。
(尼采,2015: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