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采访组
：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
：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觉他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陕北的天似乎黑得特别早，可能是因为在山里吧。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1978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任何大学、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就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就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采访组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
：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把被子拆洗了，刚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烟，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仅仅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又赢了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么小，在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
：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
：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愁眉苦脸是过日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了。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高高兴兴也是生活，愁眉苦脸也是生活，“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因为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