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军人时，我年纪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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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我对此全无所谓，相反，我很失落。我总问自己：毛病出在哪儿？军人身上，还是我身上？怎样才能推倒阻碍交流的堡垒？没有那么容易！十九岁时，我在国立大学念过两年法学，有两个同学是中尉（希望他们此刻在座）。他们穿着干净挺括的军服，总是准时准点地一同来到讲堂，单独坐在一边，不苟言笑，有条不紊。我老觉得，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跟他们说话，他们很和气，你问多少，他们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试前，我们四人一组去咖啡馆学习；星期六，我们要么在舞厅碰面，要么在街头闹事，去安静的酒馆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们从没遇到过军人同学，一次也没有。

他们的本性原与我们不同，诸如此类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军人的孩子也会是军人，他们住在军人社区，在军人俱乐部会面，他们的世界谢绝观赏。很难在咖啡馆见到他们，电影院更难。他们顶着神秘的光环，就算穿着便装，也能一眼认出。身为军人，他们四处漂泊，有机会踏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由内至外都与众不同，虽然没有投票权，但那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我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背过无数次军衔，免得碰到时叫错，可每次都背得慢、忘得快。

我对军人存在偏见，知情人会觉得，来这个讲坛简直是我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但事实，自从外祖父跟我讲过谢纳加惨案，我对各种权力形式的痴迷程度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甚至为此踏足人类学的范畴。多少次，我问自己，那个故事是否正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之源？《枯枝败叶》中，香蕉种植园迁走后的小镇复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中，对利用军人达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还有三十三场战争的炮火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以及一辈子不会写字的两百多岁的族长。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希望将来出更多本）书里，我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毕生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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