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其根本特征是世俗化。它强调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欲望、人的意志。它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把上帝或其他更高尚的事物作为目的。此外，文艺复兴文化中不仅包含了人文主义的倾向，还孕育了个人主义。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 思想家描绘人、谈论人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地指向作为个体的人，而非作为一种类型的人。当然，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仍处于萌芽阶段，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尚未出现，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公共领域。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强烈的古典特征。
比文艺复兴稍晚的宗教改革在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宗教改革对于自由主义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的统一，造成教会的分裂，导致不同教派之间的剧烈冲突，甚至引发血腥的战争，宗教迫害也变得司空见惯。“百年间西欧因空前惨烈的宗教战争而变得四分五裂。……在宗教热忱的外衣下，世俗的贪欲与野心也充分得逞，结果造成一段血腥且法纪荡然的时期，三十年战争消灭了中欧近半数人口，也毁灭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重镇，混乱达到顶点。”
为了结束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势力经过漫长的争执，最终在
1648
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该条约确定了主权国家的原则，赋予世俗君主决定国内宗教事务的权力，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同时，条约明确认定“宗教怨恨”是欧洲“当前战争的主要诱因”。条约事实上认可了宗教宽容的权利，希望通过宗教宽容建立适应宗教多元主义的新秩序。这种新理念构成早期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
第二，宗教改革奠定了自由主义原则的基础，即良心自由的理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著名自由主义者圭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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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罗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灵魂在于良心自由，良心自由是所有社会与政治自由的基础。“如果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利于自由的所有条件便一概毫无益处。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即便处在最沉重的压迫之下，他同样真正自由；无需多久，他便会打碎锁链，为自己创造出与内在愿望相一致的外在生活。” 在拉吉罗看来，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从各种互相敌对的信仰的冲突里，产生出对现代自由主义最早的伟大断言：信仰自由。”
尽管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却是始于英国革命。
英国革命自
1640
年的内战开始，至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结束。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所言，这场“革命的主旨和明确目的是政治性的，是为了自由和推翻一切绝对权力。” 这场革命催生了第一个基于自由原则的现代国家。 “从英国的经验中产生了两个关键原则，政府基于同意的原则以及公民自由原则。第一个原则意味着，国家被视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契约来表达。如果政府违背了契约，人民就有权拒绝服从。政府不再被视为全能的或至高无上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些目标的必要手段，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保障公民作为社会平等成员追求个人事务的自由。公民自由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经济生活中不受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以及宗教宽容。” 这两条原则构成近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
尽管英国革命点燃了自由主义的火种，但真正开启自由主义新纪元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革命进一步弘扬了英国革命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原则。美国《独立宣言》声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之间才组建政府，治人者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政府形式，一旦违背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变革政府，或废止旧政府，组建新政府，按人民觉得最能保障安全和幸福的办法，奠定政府的基本原则，组建政府的权力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