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为什么现在才变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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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老师的一个问题是说，既然 皮村文学小组也在写自己的生活 （👈 点击进入“在皮村”栏目） ，而袁凌的写作是把写作者的姿态放到和他们齐平的，那么皮村文学小组自己的写作和袁凌的写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们已经是所谓的社会边缘人群当中逐渐具备自我描述能力、自我讲述能力的一群人的话，他们是否还需要传统的记者或者学者的声音的介入？ 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记者和学者介入的是哪一部分？他们的写作如何和写作对象自身的叙述形成关系，进而让这种关系能够真正地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声音，影响一定的人群？

袁凌 确实像吴琦说的，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限制。如果我从总体上去写皮村，内容必然会涉 及某种时代形成的新工人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就是文学之外的另一个上层建筑。文学是现在被保留下来的、可以公开说的、可以存在的一个上层建筑，但是工友之家和新工人的意识形态在很多时候是犯忌的。如果我的写作想要充分呈现底层劳动者的劳动生活，并展现他们试图成长为某种组织，逐步形成自己的社群、甚至发展出阶层的意识形态，这一向度我们在当下的环境里没有空间去展开。我的选择只能是朝另一个向度去展开，就是从劳动者的生计、生活出发，再向可能被容许的文学向度——即文学作为劳动者精神出口的向度伸展，就这样形成了现在这本书。

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仍然努力地保留了一些东西。虽然打工文化博物馆已经消失了，但我认为大家是能从书中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办法充分地表达它。比如说工友们的活动场所遭遇的拆迁；比如说王德志作为工友之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有一种荣誉感、使命感，到他如今内心里有一种失落；比如说工友们自己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会思考工友之家的存在到底是为了有个精神上的安慰，还是想要表达“我存在”？就像他们一直在意文学，就是为了大声地喊出“我存在”。我存在，仅仅做为知名的文学偶像？也不是的，是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感。个人的存在感，通过文学方式还是有可能被允许表达的。

皮村，就是这么个奇怪的地方。我写《我的皮村兄妹》的时候，心里在想，这本书能不能被出版出来？后来送审的过程中，这本书被特别调审了，但是还是比较快地被审批下来。我会想这是为什么？可能就是编辑告诉我的原因。他说：“你没有意识到吗？这本书和你以往的书不大一样，这本书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是当下大家能够认同的，是社会的减压器。”我在想，“温度”就是一个公约数。

现在整个社会的局面其实很严峻。不管是体力劳动者、社会边缘人群，还是主流的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是体制内的管理者，他们都想要寻找一种至少表面看起来有效的“温度”，让社会运转下去，暂时不至于有太厉害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素人写作的应运而生，就是回应了对“温度”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素人写作是无害化的写作。你看到的其实就是劳动的艰辛。如果素人写作展现出一定程度的个人意识，但不够有“温度”的话，不管是从读者、审查机构还是知识分子的角度，我想整个社会接纳起来可能都是有难度的。

素人写作这种现象，包括皮村文学小组的存在，一方面方兴未艾，让大家都很感兴趣，因为它其中蕴含着一种能打破障碍、让我们看见彼此、温暖彼此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面对着重重限制，有一些议题是被允许讨论的，另外一些议题是禁忌。 比如某些性别议题、体制内外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都含有禁忌。除此之外，太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是不行的。

纪录片 《青春：春》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学者、专业作家和素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我写皮村的人、他也写他自己，他甚至也会写我——我的文本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和皮村自己的文本形成互动。范雨素也写过采访她的记者，这之间会形成很有意思的互动，这种互动也可以为素人写作者找到一些出版、发表的机会。

当然，这种互动这不是皮村写作的本质。我认为，皮村写作的本质是普通人想要有一个自我命名机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对自我进行叙述和梳理。他们写的是“外人不能道”的切身体会，而我写的是群像。他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写群像，他们还在努力描述自己，所以至少眼下我和他们的写作是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在现实中也进一步拓展了文学小组的影响。

我通过《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参与其中，只能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自欺欺人的，我尽量做到诚恳。比如说，他们对自我的写作和我对他们的写作应该是平等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我居高临下去打量他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样本去分析，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合适的。我提供的只是我的经验和我的叙述——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做研究，但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只能保证我的态度。所以我尽量与皮村文学小组的工友们长期接触，包括参与皮村文学小组的授课、日常的劳动和捐款，以此参与到它在现实中的生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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