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6年秋，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到北大，也经常来到我家，或者抄家，或者贴上些大字报。要我“坦白交代”反毛主席罪行。我每天都得集中到南阁交代“罪行”，写检查，或者在校园挂着“黑帮×××”的牌子劳动。我爱人乐黛云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也得在校园内劳动。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在家里由我母亲照管，红卫兵常来我家，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和乐黛云商量把他们送到我住在成府的岳父母家中。但两个孩子没有去住几天就被我岳母送回来，她告诉我们：“成府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两个孩子是黑帮的孩子，要给他们挂上黑帮子女的牌子。”岳父母认为，这样对孩子影响太大，只能送回来。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我犯了错误，就算是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也不应该累及孩子。当时我真想一死了之。但真要自杀，我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总想着毛主席最终会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因为当时我想，我在客观上虽然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主观上实在没有想着要反对毛主席。我和乐黛云天天要劳动，不能在家，心里总是担心害怕，不知孩子们会出什么事。两个孩子于1983年和1984年到美国读书，一个取得了博士学位，一个取得了硕士学位，都留在美国工作了，我们曾希望他们回国，但他们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挂黑帮牌子。”对此，我们无言。
1967年秋，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批红卫兵把我押送到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中，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问我为什么在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两边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申辩：“我这样怎么敢干这种事呢？希望红卫兵小将调查，如果是我或我们家的人干的，我愿意受到严厉地惩罚。”这一群人中，恰好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教员，他说：“如果我们调查出是你，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批斗了我一夜，把我放了。以后也就没有为这事找我，后来听说是我们对门一家孩子们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如果当时没有哲学系的教员在，我也可能被活活打死，人呀都不知为何而死，悲夫！
这件事，使我和乐黛云非常后怕，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搬出经常有红卫兵光临的燕南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恰巧北大革命委员会认为原来教授住的房子太多，应该分出一些房子给职工住。我家住的燕南园58号是北大最好的房子之一，有七八间，自然要被分出去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要求搬出燕南园，搬到中关园较差的小平房中。这样我们一家在中关园280号三小间房中住，1967年秋一直住到1982年。
从1966年6月1日广播了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肯定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我就作为“黑帮分子”在校内劳动，挨批、挨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和认罪书，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等等，这样生活了一年多。当时我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我对在国际饭店会议中批评聂元梓的发言都上纲上线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而且我内心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当时实在也搞不清，觉得跟随毛主席总没有错。而且下决心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把毛主席看成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但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只是由于我的立场错了，客观上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而始终没有承认我在主观上就要反对毛主席。这当然不能令聂元梓等人满意。当时哲学系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共十八人，大概都在这个问题上苦恼着，都在想方设法让聂元梓等人满意。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太软弱了，没有一点自信，特别是在这种上层的斗争中，像我这样自1957年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中总要受到或轻或重的批判的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检讨，希望能“过关”。对这点，海外的同行们是无法理解的。
1967年秋天，北大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来和聂元梓一起写“五二五”大字报的孔繁、杨克明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两派在权利分配上对立起来，以致发生了武斗。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无暇来管我们这些“黑帮分子”，这样我们就自动解除了劳动，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希望能由革命派把我们“解放”，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使北大两派的武斗得以平息，接着在全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因而又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这期间哲学系“十八黑帮分子”一个个得到解放，只剩我和其他少数几个“黑帮分子”没有得到解放。这时有些被解放的“黑帮分子”，例如有位同志揭发我在清明节为父亲扫墓；还有位同志给我画了张黑线图，把我和邓拓、周扬、关锋甚至“帝国主义神父”等等联系在一起，于是大会小会又对我开展了批斗。在这中间，我得感谢一位新华印刷厂来的工人大姐，她再三开导我，让我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在这挨批判斗争中，我一再作检讨，挖思想根源。一直到1969年夏才得到“解放”。没有多久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我和乐黛云还有我的儿子汤双就和北大二千余员工下放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到鲤鱼洲劳动对我可以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农民的困苦，才知道农活并不那么简单。插一天秧，腰腿之疼痛是难以忍受的；平一天水田的地，骨头几乎要散架。但中国农民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确实出于真心地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大概由于我改造得不错，1970年秋鲤鱼洲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哲学系的工军宣队就派我去当教员，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我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1971年夏，我们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和鲤鱼洲同时，北京也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两地的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就合在一起，并成立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开始由杨克明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后来杨克明同志不大管了，主要由我来负责哲学系的教改工作，但我们仍受哲学系的工军宣队领导。由于我真想让工农兵学员学到点东西，孰不知这个愿望与当时整个的潮流全然不合，看看又要挨批，正是毛主席提出“让北大的教员参加《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工作”救了我，使我暂时躲过反右倾回潮的灾难，但却掉入了“梁效”这个深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