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诗白老师，新中国建立后您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请您介绍几个主要观点。
刘诗白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倡导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我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中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研究范围总是大于对象范围。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指导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内容只限于几条抽象的“规律”。这篇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0期上的文章，在当时即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1962年我在《江汉学刊》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一文，从理论上较完整地阐述了讲求经济效果的概念和重要意义，我被邀请参加了196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成为与会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得以与孙冶方、王亚南等经济学先辈同组讨论，深受他们的启发。
我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应把理论研究立足实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我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致力于民富国强，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1992年出版了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该书把“人民财富”的研究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这一构架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民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与优化使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把人民财富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归纳和科学概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
我还提出了现代财富的概念。我在2005年出版了《现代财富论》一书。书中，我提出财富结构多样化的命题。财富的结构是由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状况和产业结构决定的。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生产全面发展的时代。首先，物质生产在高技术基础上迅猛发展；其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的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的引进，发展势头甚猛；其三，高技术经济固有的科技创新机制促进了科学知识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时，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文化品、艺术品生产的发展，促使文化产业勃然兴起。于是，由物质生产、服务生产和知识与精神生产三大部分组成的三维产业结构成为现代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知识与精神产品等三大类产品成为现代社会财富的组成要素。我认为，在当代，文化艺术要素正在与物质生产、服务生产实现着广泛的结合。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文化活动转化为经济生产，文化成为生产要素和新的经济资源，成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新杠杆，具有了生产力的性质。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知识文化生产、服务生产三种生产互促、互动下的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文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经济载体，由此促使文化生产与文化活动进一步兴旺发达。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互促、互动是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颖现象和重要动因。
刘诗白老师，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素有研究，在我国经济学界自成一派，请您介绍一些主要内容。
刘诗白
：改革开放后我就开始思索，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我发表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上的《试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完善》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应该是“不完全的”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把统收统支、吃国家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改造为实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上述“三性”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纯公有制论”“单一公有制”，以及“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观点而提出的。我认为，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其具体形式除全民和集体外，还有“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等多种联合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是多层次性的，如全民所有制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等；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还可以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以及向其他企业投资等按股分红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