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是对书籍《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的评论，详细介绍了书籍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评价。文章指出，书籍以嘉靖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行为为主线，深入分析了其对名分礼秩的破坏和对皇权的影响，并指出其改变了明皇室的帝系和明代政治文化体系。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书籍背景介绍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一书以嘉靖帝为中心，围绕大礼议事件展开，详细描述了嘉靖帝在礼制改革和皇权重塑方面的举措。
关键观点2: 大礼议事件概述
大礼议事件是嘉靖初政的一大事件，引发了学界相当重视。事件本身经历多次波折，涉及礼制、皇权、君臣关系等深层次问题。
关键观点3: 嘉靖帝对名分礼秩的破坏
嘉靖帝在大礼议事件中，通过一系列举措破坏了原有的名分礼秩，导致原有政治文化的破坏和皇权性质的改变。他强调个人身份和私情，使皇权逐渐失去“公义”性质。
关键观点4: 对明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大礼议事件对明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靖帝的行为破坏了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士人对皇权的质疑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关键观点5: 清朝对大礼议的评论
清朝皇帝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对嘉靖帝的大礼议行为进行了评论。他们认为大礼议是一种激进行为，对国家和君臣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然而，清朝皇帝也意识到嘉靖帝开创的政治改革思路有其价值，并在清朝得到了发扬光大。
正文
，其影响力就已经超过了事件本身，成为君臣各自解读、各自援引、各自扩散的矛盾核心，形成了大礼议事件的“多重奏”。最终，朱厚熜以皇帝之尊胜出，经过皇权重塑后的《明伦大典》成为该事件的唯一基调。而经此一役重塑的皇权，又重塑了此后的礼法秩序，形成晚明特殊的政治风气。
明世宗坐像轴
其实，在朱厚熜“借题发挥”之前，礼制之分歧已初见端倪，这就是在明武宗驾崩后，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诸臣变通《皇明祖训》、引申《武宗遗言》而拟定《武宗遗诏》。杨廷和等臣子拟定《武宗遗诏》，固然有防止因明武宗无子引发皇权继承危机的一面，同时亦有藉武宗之遗诏，清理正德朝弊政、扩大自身权力的考量。拟定《武宗遗诏》后，杨廷和等又拟定《世宗即位诏》，与《武宗遗诏》之革新精神一脉相承，诸如调换朝廷人事、广开言路、蠲免田赋、罢革皇庄、处理宁王叛乱遗留问题等。在皇权交替的特殊时机，杨廷和等内阁成员大张“遗诏”旗号，力排六部，在革新政治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官僚领袖，内阁也因此在“阁部之争”胜出，成为新的朝廷中枢。其后王士贞所谓“嘉靖入绍，尽埽其蠹而新之”，以及后世《明世宗实录》《明史》所赞誉的“嘉靖新政”，实际上是由嘉靖帝藉大礼议打倒的杨廷和发其端。而杨廷和及内阁得以排除异己、行使权力，其法源正在于杨廷和把握时机，掌握了武宗驾崩后礼法上最重要的文本——《武宗遗诏》及《世宗即位诏》。
然而，当杨廷和等阁臣援引《皇明祖训》制作《武宗遗诏》，意图重塑朝纲、革新政治时，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在远离朝堂选定的继承者朱厚熜竟然利用皇权和人情两重，将他们安排好的礼制连同武宗时代的秩序一同掀翻，重塑了一个新的嘉靖秩序。
按杨廷和的理想状况，他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一条，只是为了解决继位人选。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推演，“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在杨廷和看来，由于明武宗无子亦无兄弟，则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范围至明武宗父亲明孝宗的兄弟，伦序最近为兴献王朱祐杬，朱祐杬已薨逝，则其子朱厚熜自然当继位为帝，由此自可避免其他宗藩窥伺神器。但正如本书所指出、历代学者也不断批评杨廷和的是，他在拟定遗诏、涉及继位文字时，只有“嗣皇帝位”，却没有说清朱厚熜以何身份继位，特别是如何处理朱厚熜与孝宗、武宗两位先帝的关系。杨廷和依据儒家的大宗小宗理论认为，既然帝系是由孝宗-武宗传承，则“属以伦序，入奉宗祧”自属一体，朱厚熜既然继位，承继君统，自然要接续孝宗-武宗的统绪，进入大宗，承继孝宗的宗统——更何况此前西汉哀帝继成帝、北宋英宗继仁宗已有先例，凡入继大统，自然入继大宗为嗣，以孝宗为皇考，自己小宗的生父兴献王仅能称皇叔考，即“濮议论”
（49-50页）
。若不愿为孝宗嗣子，则伦序不当立。由此，杨廷和看来，确实无需另外说明。
显然，如果朱厚熜服从这一安排，无疑是承认已在朝堂多年、把持《武宗遗诏》的一班武宗旧臣彻底掌握了礼法的解释权，是以新君并不愿意尽如杨廷和等武宗旧臣之愿。从接到即位诏书起，朱厚熜就开始在礼法和仪注上字斟句酌，务求“名正言顺”，避免自己成为杨廷和等安排好的新朝秩序的一环。在入门礼等程序上，朱厚熜确实给京城的杨廷和一些意外，但毕竟朱厚熜力量太过单薄，杨廷和挟遗诏之重，尚能摆出不容妥协的姿态，以他为首的武宗旧臣始终坚持君统与宗统合一，将以孝宗为皇考、放弃自己的生父，解释为置国家礼法于个人私情之前。
但杨廷和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这个“国家礼法”只是杨廷和的“曲解”呢？如果“个人私情”反而是人伦大序呢？而且，由于杨廷和以臣子身份变通《皇明祖训》、诠释《武宗遗诏》之例，即使他是内阁领袖、顾命老臣，在礼秩上，始终不可能与皇帝享有同等的解释权。更何况杨廷和在《武宗遗诏》还留下了“嗣皇帝位”的漏洞。因此，当张璁等新贵从礼法、皇权两个层面同时向杨廷和发难，杨廷和精心安排的、以新君继嗣继统为开端的新朝秩序彻底成为泡影。
第二重奏 皇权重塑
杨廷和除了在《武宗遗诏》留下的漏洞外，在礼法上留下的更大漏洞，就是他援引的“濮议论”，汉哀帝与宋英宗是在汉成帝、宋仁宗在世时预立为嗣，养在宫中，与朱厚熜继位情形截然不同。早在朱厚熜继位后命礼部商议生父兴献王尊号时，礼部侍郎王瓒就采用张璁的观点，认为“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结果被杨廷和控制言路弹劾去职。杨廷和自以为礼法周全，“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渠料新君竟再度拒绝，斥曰“父母可移之乎”。
既然皇帝提出了“父母”至情，拒绝杨廷和等朝臣的提议也表明了态度，很快，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一系列大臣开始以“人情论”上疏，主张朱厚熜“继统不继嗣”，特别是张璁的“七争”
（56-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