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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素质人才很可能因为生活所需的服务成本太高，离开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转而去香港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这不利于上海、北京等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中美两国城市人口结构对比。实线代表美国的大城市，虚线代表中小城市，横轴可以理解为人的教育水平，纵轴是分布。可见，基本上在两端大城市分布会突出来。而在中国（右图），中国的大城市（实线）的人口技能结构基本上往右偏，左边没有多出来。说明缺少低端人口。
为什么上海人均收入只有香港的 1/3 ，但一碗面的价格和香港差不多？
其实这个道理和保姆是一样的。
因为你吃的面那个成本不是面的价格，是服务的价格。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在提高这个成本。当我们这个成本提高了，你的收入在什么水平上？以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为例，现在人均收入也无非就是香港的 1/3 ，你怎么去竞争所谓人才呢？
从乡村社会、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从个人角度来讲，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社会资本，会从你在乡村社会里互动范围仅仅是村民，基本上是基于习俗的，（转变为）基于一些非正式制度。
比如（人处在乡村社会），今天你欠了我点钱，我也不好意思让你还了，也许明天我要向你借钱了。但是人处在陌生的社会，你今天欠我钱，不好意思，你必须要还我。
最近网上一个帖子，
“为什么要逃回北上广？”
相对来说大城市的制度比较规范。道理就在这，大城市的制度是建立在陌生人基础上的。（比如）大城市 AA 制，吃完饭下次就不再见了。
从农村角度讲，
对于进入到大城市的农村居民来讲，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年轻可能在农村生活和出生，长大以后在城市。最大的转变就是要学会尊重制度。包括最近山东出现的在高速公路上暴走，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求通过法治来规定高速公路上是不能走人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还是停留在一个农村社会里，我行我素，而且我还可以穿着反光服在高速公路上走，不尊重制度的方式，我们没有学会尊重城市里的新规则。
从城市角度来讲，
必须要看到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和必然性，包容性特别重要，不管你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公共政策制定，一定要消除掉身份的概念。恰恰是在农业社会，身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我的习俗来进行治理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干了坏事，我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判断他的一个标准，年轻人干过坏事，估计以后也会干坏事。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今天如果干坏事了，我可以重新来过，没有人认识我，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