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理论界一致认同是三个方向的变化，
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红利在消失，全球老龄化，特别是中国超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
第二个是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技术革命，
应该说信息和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比蒸汽和电力具有革命性强得多的基因，因为它直接触及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本源，就是信息不对称，它使得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出现了跳变，传统的行业边界、企业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是因为交易成本在快速动态的变化，互联网经济有个流行词叫“跨界”。要素和传统资本品的使用效率极大地提高，比如说滴滴租车平台就是将闲余的资本品、闲余的人和随机的用车时间三者有机结合，使得传统资本品的投资需求出现趋势性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扭曲，
这个因素和过去四十年宏观经济从理论到实务框架最大的变化直接相关，这就是金融深化，因为金融早已远远超越了教科书描述的储蓄转变为投资（资本形成）中介的角色，金融是中性的，金融是外生变量，过去三十年的实际运行，告诉我们金融已经远远地跳出了IS-LM（包括一些改良模型）所描绘的那个能够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五行”世界。金融不再是中性的，变成了内生变量。
他成为经济财富要素分配的主宰者、决定者。
自由金融市场为资产投机和金融系统内部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私人激励，使得金融交易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它们能创造的实际社会价值。资产泡沫造成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趋势向下，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名义总需求的长期不足，经济最终驶向长期停滞的陷阱。这些因素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物的横空出世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从研究者理性的角度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改变过去三十年四十年趋势的力量依然是朦胧的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川普政府到底是有能力还是没能力的问题上吧，美国政治制度、经济规律会从各个层面会制约着总统，川普能做多少，走多远？比如说财政赤字和利率上升、强汇率之间三者之间如何平衡。金融市场就是这样，把一个可能是十年以上的变化想象成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交易往往在数月就可以实现price in。我觉得这恐怕未来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预期差。
川普上台以后，实际经济运行会和当下的金融市场强预期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强势的美元，快速回弹的利率，强劲上升的油价和股价，强烈的经济扩张预期，和现实的经济运行可能不可避免的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反差，这就是金融交易的机会。
当然从内心来讲我也希望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调整的缓冲期还能持续，如果真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川普经济学落地、执行力真如市场预期那样强劲，中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贬值压力形成的内在逻辑
我们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清理资产泡沫，因为它关系到经济绕不开的“劫”，这就是人民币汇率，汇率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这是天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能从8月份以后坚定地采取措施，一是冷却房地产的资产创造，二是坚决清理金融的内部交易的繁荣，为什么能够坚定地做？基于整个决策层对于2012年后人民币不断累积贬值压力的内在逻辑，形成了高度一致认知。
回过头来看，
2012年绝对是中国经济和金融重要的分水岭。
2012年后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启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自由化的无序繁荣，最后导致了现在巨大的金融混乱。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今年已经上升到10.2%，这是一个荒唐的数据，美国那么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个比例也不过6.5%，中国从2012年的6.3%，短短四年时间提升了近4个百分点。我们在这四年中，好像谁都可以做金融，“脱实入虚”，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实”过。金融开始空转，金融开始独自繁荣，开始时是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到今天是琳琅满目的披着“互联网金融”马甲的财富管理平台和越来越复杂的嵌入式投顾的交易结构。我们内部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已经不讳言对金融改革路径的批评。国企不改革，财政不改革，经济当中到处都是软约束主体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单边突进，等于将商品金融系统理论上货币信用创造的无限性释放出来，这就是“洪荒之力”，金融交易性市场创造的无序繁荣。四年过后，到今天你发现终于遇到了你绕不过的坎，就是本国货币定价受到严重冲击。
经过三、四年的混乱之后，一个个能够提供收益的非实体领域陆陆续续都被玩坏。期限利差被抹平，信用利差被抹平，甚至可能把流动性溢价差也要抹平，资产的风险/收益的性价比变得越来越差，资产泡沫耗损的是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天一天地被金融资本所挤出。如果真正按照金融经济学教科书标准衡量，说实话所有的金融资产性价比都很差，交易都下不了手。之所以大家还愿意进场交易都是在博弈人心，都是在揣摩场外还有更困难的、资产荒压力更大的交易者要入场接走我手中的筹码，都是在揣摩在全市场与央行对赌的“懦夫困境”的博弈中，先验地认为中央银行一定是最后的胆小者，到最后没有办法一定会释放流动把大家的交易结构都解放出来，所有的交易者都这样想，整个市场弥漫在中央银行狂热信仰的气氛当中。
之所以泡沫做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和内部的扭曲制度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把门关上，资本管制不让钱出去，关门放水泡资产，我们可以用一纸行政命令指挥这个钱不能投这个市场，不能买那个市场，我们甚至可以一个指令直接干预某一项资产的具体买卖。但是你发现越管制越资产荒，越荒越不进实体。大水漫灌债市和楼市，疯狂消灭一切收益率差。境内外各种利差被压缩，资产价格gap裂口发散，必然是资本外流。国内看好像是金融系统越来越严重的资产荒，这是表象，硬币的另一个面是本国货币定价在累积越来越大的贬值预期。傻子都能算清楚，上海七、八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地，一拍110亿人民币，按照当时官定汇率6.7折成美元，在美国、日本、欧洲能买什么东西大家都清楚。日本东京银座核心商圈的公寓价格也就6万人民币/平米，在中国对等的地方可能要翻个倍。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分两个部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不可贸易品对口可贸易品相对价格已经非常离谱，但这个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讲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家心里都特别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使汇率和资产这两个变量在短时间内实现接吻，如果要短时间内接吻一定是危机反应模式，这是宏观决策者不允许的，要尽力避免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要让这种背离滑出体制控制的“轨道”，我们可以通过特殊的制度管制来维持，但
楼市失控、金融交易的亢奋或汇率贬值集中释放，都有可能导致出轨。这是我们重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