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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笔者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参加的多少次面向公众的学术研讨会上，无数次被非洲朋友问及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欣赏感谢中国在我们大陆基础设施领域的贡献，但我们想知道你们在出口货物、技术、资金等等的同时，为什么要大规模出口低端的劳动力来抢夺我们的饭碗?”。进入坦桑尼亚、加纳等一些因为诸如坦赞铁路修建等历史记忆基础上而塑造的良好双边关系的非洲国家调研，发现近年来先后发生了中国商人遭遇到对方政府和民众的抵制的现象。例如，2011年1月，坦桑尼亚最大的三份英文报纸《公民报》、《卫报》和《每日新闻》几乎同时集中报道了坦桑尼亚工贸部副部长亚兰多视察并向“以投资者身份进入、最后变成小商贩或是擦鞋匠”的最后通牒，欲将其请出达累斯萨拉姆繁荣的卡里亚库市场。值得玩味的是后一句警告语气的话，“虽然有些人来自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情可言。”
此前此后，在尼日利亚经营的华裔商贩也同样经受了类似的困难。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影响不断增长，但几个因素威胁着未来尼中关系的深入发展。许多尼日利亚人日渐担忧中国影响到其国家主权和就业机会，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输出太多自己的工人来建设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另外，许多尼日利亚人愤怒于在尼中资工厂中“奴隶般”工作条件——2002年一家上锁的中资工厂内，37名被困的尼日利亚工人因火灾丧生，中资工厂的工作条件才被关注。“尼日利亚劳工运动”组织同样抱怨：不断上升的中国进口产品已减少了超过35万个制造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加之许多双边贸易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的，许多中国商品是通过尼日利亚与邻国漏洞百出的边界进入尼日利亚的——这一切恶化了尼日利亚本已严重的腐败问题。因此，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成“问题”，是其他非洲国家对华印象恶化的背景，因为作为撒哈拉以南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和部族最分化的国家，它是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2012年，加纳和华文媒体都开始沸沸扬扬炒作华人在加纳淘金一夜暴富的故事——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很快就成为了现实，2013年大多数中国采矿者都面临着非法入境并滞留加纳、从事(加纳政府)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小规模采金和污染当地环境的指控。6月-11月间，加纳政府出动警察逮捕了总数约600名非法采金者，一时间官方遣返和自动返回的采金者达到了4千多中国人。中加关系和中国人在加纳的形象显然因为非法采金活动遭受重创，这些采金的中国人给中国形象造成的重创是否难以挽回了呢?到2014年下半年，因为酝酿良久的中国加纳之间的优惠贷款项目迟迟不能运作开始，在中国高校就读的加纳学生甚至多次表达“中国政府在报复加纳政府”的印象——加纳采金事件，显然成为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经济关系、因为缺少沟通和了解机制、从而严重影响双边外交关系的典型案例。
2014年2月，南非伦理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非洲人对中国商业的认知调查》[1]，该网上调查涵盖了14个国家，从环境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劳工使用情况4个大类调查中国公司在非洲民众中间的声誉。报告呈现的调研结果是非常消极的，总的评价结果是，43.3%的受访者给出了负面的分数;只有35.4%受访者持比较正面的态度。在受访者比例较高的3个国家中间，南非这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民众对于在非华人商界的认知最为负面;同样，中国经济利益存在时间较长、受西方舆论影响较深的尼日利亚民众认知情况稍好，但负面评价远高于正面评价;中国大规模经济活动开始比较晚近的肯尼亚，民众则显示相对比较积极的评价。这一调查报告发布以后，尽管调查结果因为方法论的局限性而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确实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商业界都敲响了警钟——显然，与前几年的个别国家出现的大量华人入境从而引发双边关系出现复杂化、和形象负面化的趋势相比，显然这样国家类型的数字在增加，而且呈现泛大陆化的趋势。大量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像在其他南方国家一样，因不了解当地法律文化国情而遭到巨大损失，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劳工冲突和环境冲突，持续困扰中国投资，中国大使馆也开始忙于各处“救火”，尤其出现了像加纳非法淘金被驱逐那样丢人也失财(小矿主倾全力投资购置的开采器械血本无归)的情况——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在非洲的传统外交资本积累的再多，中国当代投入的援助再多，声誉都很容易被这些坏案例挥霍殆尽。
2014年，美国记者Howard French发表其著作《中国第二块大陆：100万移民如何在非洲构建一个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China is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2]很快先后入围《纽约时报》2014年最值得关注的100本好书、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最佳图书书单、《经济学人》和《财富》2014年度推荐书单。舆论一时哗然，关注中国自下而上进入非洲的100万移民成为记者、学者和政治家竞相追逐的话题。此书选择作者在多个非洲国家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华人作为故事主人公,讲述他们个人选择到非洲创业致富的传奇,推测他们如何直接或者间接地执行中国政府在非洲进行帝国布局的使命。作者在文中强调，所以选取小人物的视点，来看取中国在非洲大陆经营帝国的大战略，是因为“深信创造历史的力量，是无数个他记述的这些貌似小人物、但实际上足以推动历史的力量”。无论如何，这样鲜活生动的笔法和故事，使用中国式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哲学为出发点，显然都帮助了这本书的成功，其利用平凡的“每一个百万分之一中国移民都在构建中国的帝国事业”的预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延续着“新殖民主义”的惶恐——这种对于中非关系图景的负面呈现，特别是阐释中国国家战略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帝国野心的继承，而且理论的支点恰恰是中国官方经常忽视、轻视、或者至少不足够重视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这足以显示中国对非外交工作的软肋，是亟待改进之处，特别是如何在非洲各国的民众中间增信释疑，显得尤为迫切，因为来自非洲社会层面的疑虑和忧心，迟早必然在官方政策的层面显示出来，正像关系一直友好、密切的坦桑尼亚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比较严厉的措辞来回应民间的广泛关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必须意识到，打造中非关系的升级版，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协商制定问题，还必须把民众、把已经无可逆转地进入到中非双边关系大交响曲中、民众商业冲动基础上的自发力量纳入整个的治理结构中给于考虑。民间外交，或许会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3.人文交流缺失——促进双方理解和认知的文化和精神交流平台极其有限
互相认知的丰富或局限，取决于信息本身以及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充足与否。近几年，西方和非洲本土先后都生产出了特别有影响力的学术和非学术作品，特别刻意雕刻不那么正面、甚至比较负面的在非洲中国商界的复杂形象;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者却在忙于回应国际上有关“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等等指责之声，过于关注中国对非政策本身的诠释而未能及时生产比较客观全面、而且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反应或者分析有关双边互动实际产生的“化学反应”的作品;中国学者当务之急，要深入调查、动态地了解双方民众的互相认知和交往中的现实情况与问题。
中国非洲问题前特使刘贵今曾经多次在各种讲话发言中提到，在自己作为特使期间穿梭期间，随便进入欧美国家大街小巷的书店里，都会发现关于非洲的书籍总是占到半壁江山;而相比之下，令人汗颜而又遗憾的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中国，王府井图书大厦里面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本关于非洲的通俗读物。在无数一起工作的时间里，刘大使惊奇地发现，美国和欧盟各国驻苏丹问题特使对于叛军头目的个人爱好、有几房太太、哪个太太长得比较漂亮等等细节问题都是了如指掌，而这几乎是自己和其他中国同事难以企及的，而这显然首先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有限的对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深度联系和认知积累决定的。也正因此，刘大使任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和非洲问题事务特别代表5年，一直谦虚地跟西方同行、媒体和学术界界定自己的作用，并非已经能够提出任何和平进程建议的mediator(调停者), 只能算是发挥了“和平促进者”的作用。
因为缺少了解的渠道，信息本身又极为匮乏和单面，40年来在激动非洲人心目的中国龙形象大概只有Bruce Lee(李小龙)。近年来快速推进的经贸合作将原有的双边关系日益复杂化，非洲人认知到的中国形象，当然不能一厢情愿地、习惯性地简单称为“友好关系”了，包括在中国人一代代引以为豪的坦赞铁路出现的地方——全球格局的变化，各个国家代际的交替都注定了彼此的认知不可能停留在曾经的过往，尽管这里是5万中国人和10万非洲人并肩共同修建铁路的地方。年轻一代认知中国的来源，很难再从这条绵亘1800公里的铁路开始;在走访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时候，笔者发现，青年学者像其他国家的非洲同学一样，说到留学还是要去欧美世界，而不是来中国北方交通大学——尽管这里是为运转了40年的坦赞铁路培养了中流砥柱人才的摇篮?
在达累斯萨拉姆著名的休闲区Oyster Bay文化中心区，有一个几乎可以找得到全球同步发行的大部分畅销书的书店。2013年夏季笔者调研时候发现，所关注的有关非洲的书籍几乎都能与全球共时性地买到;然而，很可惜，在书店里，笔者只找到了一本关于中国的英语图书。如果这说明，主要光顾这里的当地富人和中产人士还没有意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那么已经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是否主动了解并融入当地社会了呢?实际上，这个休闲区如此著名，沙滩上闲逛或者购物的华人面孔并不少，他们有的是在当地打拼多年已经比较富庶的华人移民，也有的纯粹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光客。只是，笔者几次光顾，都没有遇到华人来这个兼具文化和学术品位的书店。在休闲区的一个场馆里，一位当地人在教一群小孩子打空手道——这样的场景在达市很多露天的空地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显然，这既不是中国人传播的，也不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当地人开始讨论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曾经是非洲人藉由想像中国人文化、中国人精神的Bruce Lee，也少有人再谈起。
无独有偶，在津巴布韦大学的图书馆，有关亚洲国家的书集中在一个区间，韩国和日本捐赠的种种书籍分别占据了其中最为显眼的绝大部分空间，有关中国的书籍只有几本，除了堆在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几期《北京周报》和《China Today》，就见不到国内生产的、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的书籍了。津巴布韦的国家图书馆，周六当地人络绎不绝进来读书的胜景令人印象深刻。关于中国的书目则少得可怜，而且多位其他国家学者研究中国的一些成果，同样见不到像韩国和日本那样直接来自中国本土的读物。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能够期待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特别是直接地从中国人的视角之下了解中国。
不用多说，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帮助当地人认识中国的直接资源极为有限。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到中国的非洲民众而言，到哪里去认知正面的、积极的中国与华人形象呢?以坦桑尼亚为例。除了在Kariakoo商区的很多店面那些或坐在靠里面店主位置、或者指挥当地工人搬运货物的诸多华人商户外，就是在城市各处的中餐馆或者赌场里了去找中国人的踪迹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里中国人觉得幸福指数最高，但毕竟还是中国与中国人自己玩，很难看出多少中国人与当地人文化交融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