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谟历史著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国哲人对他赞赏有加的主要原因。正如《百科全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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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Encyclopéd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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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的一篇评论所言：“光荣革命”之后，在休谟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写史”——其中绝大多数如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新政府资助，一边肆意吹捧“新君”奥兰治亲王（即位后称威廉三世）。相反，休谟秉笔直书——他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才）是有趣”——称颂查理一世“拥有一位好国王的美德”，认为这位合法君主遭受克伦威尔及其党羽的政治迫害：他在缺乏合法权威的情况下受到审判，并被无端处以死刑。休谟宣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立于断头台前更显伟大：他在统治期间经历了胜利的荣光与失败的不幸，而这些都不及他此刻的坚定、慷慨与正直”。英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谟为一名被斩首的国王“洒下同情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饱含怜悯”，并据此赠予他绰号“老妇人休谟”。而前耶稣会士、法国著名文人切鲁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然为之辩护：“休谟先生的史书可以被冠以人类理性书写的《英国激情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的善良使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他的哲学更加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英国史》采用“倒叙”手法：始于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两卷），次及都铎王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入侵英国史（两卷）。本书不仅考察时人的生活方式，也详细刻画当时的贸易和学术状况、宗教及政治纠纷——远超以往帝王功业史的范畴。此外，除了忠实再现历史，臧否人物也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在控制欲极强的伊丽莎白女王治下，酷爱自由的英国人逐步“丧失了所有自由”；首创共和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其实只是痴迷权力却“昧于大势”的伪君子。
休谟坚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他在《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言，“在任何民族中，如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休谟这一观点不仅与启蒙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也顺应了社会进步的潮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艺术与科学进展较为缓慢，它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且宽松的政治环境才能臻于成熟，步入其黄金时代（如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
除了自由之思想，休谟也倡导独立之精神。他秉持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笔往往独出己见而不肯随俗，正如《百科全书报》评论文章所说，休谟是“第一位敢于宣称君主制与共和国一样有利于艺术、哲学和商业进步的英国作家”——事实上，和前辈孟德斯鸠以及稍后的爱德华·吉本一样，休谟坚信文人在君主制下受到的“礼遇”远胜过其他政体（如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共和国”或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他在探讨英国内战起因时曾以冷峻的笔调写道，“让人民不知道他们服从的界限，远比让他们知道君主应该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看法，休谟的历史著作，就像他的随笔一样，是“沟通学术界和大众对话之间鸿沟的尝试”——在《论随笔写作》一文中，休谟曾经坦承：作为跨界的文化使者，“我认为推动学术领域和日常会话之间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依存”。休谟选择这一体裁，显然受到法国哲人的影响。早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代，他对蒙田和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便产生了浓厚兴趣。最早吸引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画的批评性反思》
（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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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休谟曾引用书中名言：“灵魂的欲求不下于肉体的欲求，人类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心灵始终处于忙碌状态。”
此外，休谟熟读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判辞典》，尤其赞赏培尔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曾由衷赞叹“培尔那里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的看法，休谟不无惊喜地“发现培尔能够与自己相伴一生”。受培尔启发，休谟对蒙田著作产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休谟首次隐居法国乡间写作《人性论》时，蒙田名篇《为雷蒙德·赛朋德辩护》是他案头常备之书。1742年，休谟发表一篇有关蒙田的随笔，以此向蒙田致意。毫无疑问，蒙田启发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所谓“休谟之叉”（Hume’s fork）——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和逻辑命题知识，另一类是经验命题知识，并且承认后者具有“不确定性”，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