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解读

二、批判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倾向

《失乐园》以一出婚外情的悲剧披露了深藏在中年人心中的爱与欲，同时也揭示了在现代文明中平凡家庭背后隐含的破裂危机。文中赤裸的情色描写与苦闷的现实对比，让整部小说笼罩在一层压抑的灰色调之中，纵使久木和凛子在情欲中获得多大的自由与快乐，一旦走出伊甸园面对现实，情欲和理性便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选择死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开始走向低迷，开始了持续十余年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终生雇佣制被打破，开始出现公司重组，一些企业开始出现解雇员工的现象。《失乐园》中的男主角久木就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普通市民的代表，久木被公司排挤不受重视，公司带给他的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而是无聊压抑的生活状态，最后他终于辞职离开了公司，在心灵上获得了自由。另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人们固有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微型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突然闯进人们的生活，还没有给人们以喘息的机会，就迅速地占领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迫使人们整日面对冰冷的机器，致使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现代人表面上是机器的主人，实质上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在现代化的工作环境中，人们内心的不安和失落感一步步扩大，使他们倍感孤独，人们的精神陷入一片虚无。

现代社会在高扬人的理性的同时，却也在理性中埋葬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理性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理性追寻的最终目的，体现了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但在现代文明中，手段和目的被颠倒过来，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成了人们追寻的目的，于是工具理性吞噬了价值理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物质材料的异常丰富成了现代文明中人们追寻的目标，而精神却变得异常空虚和断裂，人的存在变得虚无而无意义。

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刻画了在现代社会中沦为工具理性的人。其中凛子的丈夫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他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正面出现过，但从凛子的口中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生活漠不关心，不与妻子交流，不关心家中宠物猫的生死，对任何活动不屑一顾，是一个冷漠而清高的人，他已经被现代社会所异化，沦为一架现代文明下的机器。作者还刻画了一系列为了职位、金钱而压抑自我欲望、心灵空虚而苦闷的人，他们羡慕久木的婚外情，自己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只能每天浑浑噩噩地生活，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与之相对，渡边淳一则塑造了久木和凛子这两个敢于冲破被工具理性压抑的扭曲的现代社会，敢于用非理性的本能欲望对抗理性世界的人物，通过描写他们在情欲的沉沦中获得的自由和激情来对抗现代生活中的无聊和虚无，表达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在原始社会，两个人之间的结合完全是由于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到了现代社会，婚姻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用法律和伦理的形式约束了人的本能冲动。在婚姻制度的限制下，一切出轨行为都被视为有悖社会道德伦理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下，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导致人自身的不确定和危机感不断增强，人们的婚姻也面临着危机，人逐渐丧失了自由，情欲得不到疏解，只能被孤独和空虚所束缚。

在日本的传统文学中，对性的描写都是不避讳的，对性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以性、爱为主题的也非常多，并逐渐形成日本文学的好色审美理念。好色文学“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1]，传达出肯定人性、争取自由的价值观念。渡边淳一深受好色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通常描写受婚姻伦理束缚的男女如何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战胜内心的虚无和僵化的婚姻生活。渡边淳一说过：“在现实生活中，男女恋爱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现象，而结婚则会使双方暴露本性、还原本我。原本相爱的两个人一旦结为夫妻，加入到由国家法律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中，恋爱时的热情就会逐渐消失，人类原始的欲望会被法律压制以致荡然无存。社会道德规范的是整个婚姻模式，完全忽略了在这个模式下生活的个人感受，忽略了个体在其中能否得到满足与发展。”[2]所以，在渡边淳一的笔下，中年男女是他描写的主要对象，他们生活在机械化的都市生活中，婚姻中早已没有新鲜感，在无法摆脱既有现实生活的状况下精神变得荒芜，此时，唯有重新进入爱情，在原始生命力的驱动下才能获得精神的重生。

渡边认为：“到了现代，爱变得轻薄了，变得理性了，惟因如此，人们反而要对真正的、沉深的爱重新认识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并非如此轻松浅薄，而是燃烧着火一样深沉的爱的愿望。”[3]《失乐园》中的男女主角都在彼此的婚姻生活寻求不到生命的冲动，他们的本能被理性的道德制度所压抑，在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婚姻中，爱情和性已经不是情感上的冲动，而变成了一种理性框架内需要履行的义务，久木和凛子不甘这种平庸无聊的生活，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彼此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酝酿而成的，他们也深知婚外情是不被社会所容纳的，所以他们的爱情一直都是在地下进行，但相对于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更不能忍受的是对人性的压抑。所以，当久木辞去工作签下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正感觉到了自由。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性的自由追求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文明压抑人性的一种反抗，他们反抗的并不是社会伦理，而是带给他们精神危机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