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天文界的“老朋友”，Gerhard Börner教授 | 赛先生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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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相信未来的主要突破将会是观测性的成果：探知星系形成的早期阶段的详尽信息，或许也可能通过引力波实验了解引力的本质。

问：您初次来访中国是什么时候？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如何？

答：我初访中国是在1979年9月至12月间，总共两个半月。我初次见到中国是在中俄交界，当时我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前往中国，看到火车加了一节餐厅车厢，几个厨师正在准备各式各样的美食——与前几天在西伯利亚吃的面包和豆汤大不相同！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但是接下来几周我发现与我的预想不同，中国与欧洲真是大相径庭！1979年中国刚对外开放不久，中国的发展伊始。即使在北京（我前六周在北京），汽车也非常少，到处都是拥挤的自行车、马车、人力黄包车。每个人都穿着相同的衣服：深蓝色夹克、宽松裤。

图2. Gerhard Börner教授正在为数百位学生及教师作报告。Gerhard Börner教授的右边是李启斌教授［原北京天文台台长（1987-1998），2003年去世］。该照片于1979年11月拍摄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当时我和其他外国专家住在友谊大酒店，酒店至颐和园的路上到处是小村庄和玉米地。清晨，在早餐及授课前，我经常漫步于田间，享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每天有一些被遴选出来的天文学家聚在一起，到友谊大酒店的教室听我作报告。当时我的授课内容是相对论天体物理学、X射线源、黑洞吸积等等，上课形式是一天授课、一天讨论，交替进行。我每讲一句，这句话就翻译成中文，所以每次授课会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听众非常有耐心。在北京授课六周以后，我开始游览中国，包括桂林、杭州、合肥、南京、上海。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经历值得一一列举，但是暂时先说到这里吧。

问：您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为加强中德合作投入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迄今为止，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原因很多。其一，我一直着迷于中国文化，能够亲身体验乐意之极。其二，我是（德国）第一个长期与中国同事共事的天文学家，我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带他们全面地了解当代天体物理学。说来也奇怪，最初与他们讨论时，我发现他们所有的研究几乎都局限于星系的旋涡结构的计算，这是受到早年间从美来华的林家翘教授的几场报告的影响。与这些跃跃欲试、劲头十足的同事探讨天体物理学的各种新想法非常棒。他们很多人成为了好友。后来与第一批从华来慕尼黑的博士生（其中有莫厚俊教授）合作非常愉快，取得新发现之时更是欢欣不已。就这样我与中国的情缘不断加深，能够见证中国天文学不断发展我很欣慰。

图3. 2010年中国科学院颁奖典礼

问：您一定结交了不少中国天文科学家，可以列举一些吗？

答：当然了。我与莫厚俊相识多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景益鹏院士是我的好友，我们已经认识近30年了。还有一些同事，是在我初次来访时认识的：担任北京天文台台长多年的李启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多同事、天津师范大学的夏晓阳、邓祖淦、周又元等, 还有同我一起在1979年骑车环游北京的郑伟（现任空间望远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当然还有许多人也应提及。一言以蔽之，我熟知中国三代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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