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类似的问题固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亦不乏思索之人。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女性农业大多不抱好感。
他们认为土地耕作天然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比女人更有条件提高土地产出。
欧洲人野心勃勃地推广他们的欧洲好技术，来打造一批非洲好农民。在乌干达等女性农业地区，欧洲人采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私相授受给男性农民新的农业种植方法，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将其导入高利润的商业化种植体系之中。于是，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1）由于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
（2）进而，初始绩效的差异将挫败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信心，只要丈夫的收入足够高，他们索性放弃这种全无成就感的耕作，转而甘当农业辅助劳动力或专事家务后勤工作；
（3）成功的男性农民走上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商业化道路，成为大户，赢得更高声誉；
（4）失败的女性农民只能固守传统生产模式从事口粮化生产，沦为小农，勉力自给自足；
（5）农村的男性青年继续向成年男性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青年则被她们的文盲母亲继续灌输一些落后、保守的观念。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完成了其代际传递。
在这一过程完结时，掌握关键技术、控制地权的男性担当着主导性角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当然代表；女性则降级成为家庭辅助劳动力或男性土地所有者的雇佣工人，现实中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女性劳动力正大量上升，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农业社会结构得以巩固。
在轮耕制下，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妇女拥有耕作权和用益权，
她们却可以根据习俗性权利，在属于丈夫的土地上耕作和出售粮食，并自由支配卖粮所得收入。但这种自由是有依附性的，妇女从自立农户变为活动范围、劳作模式甚至作息时间都被锁死的、仰赖他人之鼻息存活的人，其地位和作用是被弱化了。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两类典型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是较少雇工，家庭中的妇女自身就是农业劳动的活跃参与者；一是家中的妇女专事家务，男性农民则雇佣帮工从事农作。
在雇工经营的情形下又可继续细分，一种是受雇劳动力主要为男性，一种是妇女为男性农民做季节性的临时帮工。
在最后一种情形下，阶级、性别、族群三种因素犬牙交错在一起：
受雇于他人的女性是最低等级、自耕农的妻子则在这种人为的社会区隔下，有可能退入一种有闲阶级或代理有闲阶级的状态。
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能够看到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大量外来劳动力作为佃农，承租了本地农民的土地，二者之间构成了
土地租佃关系
；外地农民租用本地农民的空余住房，二者之间构成了
房屋租赁关系
；外地农民雇佣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作为帮工，从事采摘、除草等辅助性的工作，二者之间构成了
劳动雇佣关系
。在这多重关系中，被雇佣的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就不是单纯的弱势群体了，这种劳动已成为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来源，甚至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浪漫色彩。这是两种状态，不具有可比性。
笼统地说，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应当会有助于劳动力的逐步退出，但是问题并不简单。且不说许多后发国家因为融资困难的缘故，只能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而这一状况往往会增加对辅助劳动力的需求以保证产前、产中、产后的作业连续性，那些拾遗补缺的时令性工作，由男性来担当，未免大材小用，只好请妇女们出头。即便是在工业化国家，女性雇佣劳动对农业贡献度并不高，但也仍然肩负着越发沉重的农业劳动，因为整个家庭的非农就业机会留给了男性，他们的丈夫选择外出务工，为家庭创造更高收入。
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妇女从农业劳动力队伍中退出，反而呈现出一种农业女性化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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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农业女性化图景的生成
（一）“铁姑娘”：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与蓄水池
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像是这种制度的非意图后果。建国之初，在当时较为幼稚的“资本—劳动”结构下，（重）工业化的战略导向必然要大量抽取农村人口以补足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缺口。于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首次出现断裂，并空前地掀起了一轮“男工女耕”的浪潮——这是社会性别分工的重大转变。
农村男性劳动力大举进城务工，两千万农民工召之即来：在城市，他们首次成为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并肩而立的一员；在农村，他们的夫人们则首次走上前台，尝到了代行家庭生产决策权的甜头。
这种横向的两性分工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纵向的代际关系的重心也因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位移，年轻一代因为劳动能力、劳动贡献而获取更多的“工分”，于是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相应增加。
此间，还有部分杰出的女性劳动力跃升到一向被男性垄断的某些职业领域，成为他们的工友。第三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形象，只是这种时代风貌的一个经典缩影。在当时条件下，女性对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亲和力是国家（重）工业化战略导向有意干预的非意图后果。
这种“去性别化”的过程与其说体现了男女平等，莫如说正合了新世纪以来对某些行业用工状况的调侃——“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
工业劳动力挖潜，只能从城市妇女和农民这两者中选择，这是当时的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惟女子与农民好养也。
当大跃进的潮水退去，显露出大饥荒的底色时，两千万农民工又被挥之即去，赶回农村。与他们分享这失落一刻的，还有大量已经进入工业系统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她们成为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被精简的主要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