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去文化家园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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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能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之所以说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梅氏的办学理念概言之为三句话： 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这三句话，可与至今尚立在清华园内一块石碑上镌刻的陈寅恪悼王国维的一段话参看。陈氏在悼文中说：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若无梅贻琦维护“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钱，是办不好一所大学的。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内，他的同道蒋梦麟先生为之撰写的碑文称其“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不为过誉。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园”花木成林，成为校园一景，正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

去年清华百年校庆，除了冠盖如云外，多少人能想起梅贻琦？

2010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在大陆畅销，2011年出版的《齐世英口述自传》在大陆亦有相当的影响。一个民国时代东北政治史不能绕过的人物，其声名要在其殁后借女儿的书而被此岸更多的人了解，不能不说有一丝辛酸。清末民初的大东北，是胡子的舞台和流民的容身地，关内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对这个地方的人不无偏见与歧视，而齐振英无论见识、胆识和仪表，在当时都是多数人难望其项背的精英，他留学日本和德国，看不惯张作霖将东北看成自家禁脔，参加郭松龄倒张，后流亡国外，然后南下成为最早的东北籍国民党员。他希望东北这块亚洲最富饶的土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成为文明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追求民主，不屈从权势，这也是他和张学良不相容的原因。到了台湾后，参加雷震的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开除国民党籍。至死他都是台湾的东北人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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