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新民
”
议题将国家存亡直接定义为对
“
国民
”
道德的呼唤。
“
国民
”
，就是要把从前无知无识、无自觉的民、百姓唤醒，使之成为新的国家的一分子。这是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欲更新国政，必先新民。在这个脉络里，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思想革命、家族革命、伦理革命、风俗改良等等，可获得理解。
1895年2月4日，严复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来源：thepaper.cn）
这也是作者论及的：
“
何以在晚清的
‘
国民
’
论述中，国家竟然占有如此独特的地位？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些关于国家的构想，必须把
‘
国民
’
纳入其中？
”
这既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也点明了深刻的内在紧张。仅以晚清革命派的排拒性民族主义和清廷的官方民族主义为例，我在观察晚清世界语的传布过程中注意到一个有趣面相。世界语在中国的发端，通常放在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序列中讲。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即官方途径：吴天民主掌的奉天世界语学社，这是清廷体制之下运行的合法机关，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扶持。清廷为什么要支持世界语？以及，为什么是奉天？因为其亦有
“
进入世界
”
的愿望，参与其事的主要是满人官员。满人官员还积极推动派学员学习世界语，他们对世界语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避免革命派对知识的垄断。这里面的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内涵，更加纷繁：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世界语，是为使中国以无差别的方式进入世界，他们的世界主义是革命的，是用于消解中国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指向专制、儒学等等。而清廷也提倡世界语，却意在强化族性，一种融汇的中国性，在强化中使中国进入世界。这就构成有意思的、多元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厘清国族叙事的脉络及其内在紧张为近代史研究确立了最基本的框架，但也带来了很大问题。自晚清以降，
“
现代化
”
催生的这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中的凝视，被内化为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自觉地把
“
我
”
置于一种被殖民、被侵略的语境中。亦即本书论述的：
“
晚清的
‘
国民
’
论述，其实正是遵循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所划定的叙事空间，来进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论述。
……
晚清的
‘
国民论述
’
恐怕也只能说是笼罩在西方帝国主义阴影下的
‘
派生论述
’
。
”
这当然是事实，但必须要知道，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如果只是带着部分事实进入历史分析，那从视角开始，就已经偏颇了。在此分析框架底下，作为自足存在的分析对象
——“
中国
”
，是消隐的。主体的模糊，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陷阱之一。
另外，也会导致对
“
现代
”
的理解过于褊狭。现代变成了简单的现代化，变成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时代以来，由欧西所确立的科学、民主主导下的单一现代价值。当然，并不是说十七世纪启蒙时代以降的现代价值、五四以降的现代价值有错，我想要强调的是，它过于简单，在这样的既定框架中理解中国历史，许多事情会变得不可解，历史的丰富性会被消磨。超越国族的历史叙事，便需要在两千年中国史的理路中，理解十九世纪以降中国历史的变化。比如思想史议题中近代的
“
富强
”
观念，通常的认知是：坚船利炮与败退，便要讲富强，便引发民族主义。然而如果向上追溯，传统中国难道不需要王朝强盛、人民富庶吗？晚清有清流与洋务的对峙，但清流从不反对富强，他们反对的是完全借用西法，张佩纶晚年倾力研究《管子》，就是试图从中国脉络中寻找经济富强的道路。再进而，由
“
富强
”
而讲
“
商战
”
，国人意识到要与西人商战是洋务运动时就已萌发，但真正的商战实践，则要深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丝、茶、棉、矿产等具体行业的内部与细部，才能知道这些思想与意识发展的源流与路径。这里面，有中国经济的自有逻辑，并不是
“
民族主义
”
一面大旗可以涵盖的。
《世界进步之比较》，出自《神州画报》（来源：bjnews.com.cn）
在民族主义主导下，
“
近代中国的首要关怀，始终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应付外在情势的严峻挑战
”
。地方政治是国家建构的重要一义，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作者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参加张朋园先生主持的
“
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
”
计划，以河南省为例，探究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地方政治的发展历程。通过考察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他指出，这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成熟、自然逼出的产物，而是依照人为设计、由上而下强制贯彻的结果，
“
非但未能达成借扩大参与以动员社会资源的原始目的，反使地方的权力精英，得假自治之名，益形扩张其势力。基层地方的政治情况，遂随传统权力结构之变动而益形恶化
”
。自晚清自治至民国保甲，地方政治由以参与为重的政治动员转换到以统制为主的政治控制，这个过程实则导引了地方政治的持续崩坏。
以清末新政引发的晚清
“
社会
”
解体和失序为例。学界一直有关于
“
皇权不下县
”
的争议与商榷，但朝廷政令在县及其以下主要依靠绅士来执行与管理，大致不差。清末新政，改变了这个局面。这个改变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失序，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整个现代中国，或者说，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逻辑，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和线索。新政，是真正意义上国家体制层面的现代启动。现在研究晚清政治，常常讲的是国进民退。在我看来，不在国与民谁进谁退，根本上讲，是新政仓促植入地方社会，造成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这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