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意识。
家庭主妇所进行的日常工作被称为“家务劳动”，这意味着人们的视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日常工作一旦被称为“劳动”的话，就仅仅只是“劳动”了。因为“家务劳动”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讨论：“劳动”浸染了汗水和辛酸，还被扣上以“目的－手段”为名的一系列功利主义原则的帽子，而且可以换算为经济价值。但就是这样的劳动，在无偿和献身的旗号下，还被试图冠以“神圣”之名以得救赎。特别是在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的争论中，女性自己总以“爱”之名提出异议。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这在女权主义者进行的有关“母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逐渐明晰。“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a labor of love）［Finch＆Groves，1983］。
美剧《美国夫人》台词
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
对子宫的统治，体现在避孕/生育的自我决定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
［Mackinnon，1982：1］
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麦金农
（Catherine A. Mackinnon）
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
（sexuality）
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
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
（heterosexuality）
制度在两种性别
（gender）
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
reproducts
，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
（patriarch）
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
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