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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潇湘经略  · 公众号  · 金融  · 2017-05-11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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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廷错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啤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廷锴之前,蒋介石已用计消灭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廷锴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了蔡廷锴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批评蔡廷锴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 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去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潮流。


再说,当他明知不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 他随波逐流,牺牲蔡廷锴以保住自己在江西苏区所仅有的一点权力。这是一段使毛泽东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泽东强使自己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1000名代表,装饰着红绿彩旗。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无力、言之无物的空洞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泽东只能做一名袖手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而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件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 在那时为止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泽东只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像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他主席职务的解除而惊讶。但过于残酷的是,甚至在他任了三年主席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他连委员也不是。


蒋介石开始达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人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噩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绝不会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起了作用,因为中共也选择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给养不足的被困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人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毛泽东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他们受用了一顿。


他们坐在毛泽东所在村舍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喝剩的酒。当话题触及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泽东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美好山峦之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在这黯淡时刻再次病倒了。


他高烧达41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泽东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直至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连障为毛泽东炖了一只鸡。毛泽东拒绝吃鸡。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职业习惯使然(是被迫是真诚),他乐于接受上次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叫毛泽东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可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在湖南与贺龙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感到窘迫不安,故而毛泽东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泽东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无舵的小船。8万余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有不少人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泽东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毛泽东没有带那个在同事们眼里已成为他的标志的破旧公文包,这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这是奇怪的。周围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带包是消沉的信号。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未来在握


如果说未来趋向开始有利于毛泽东,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在远航起初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像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蛇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


对毛泽东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领袖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后来证明,与其说留下来的人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这些人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泽东的失势使他也受到指责。1934年在毛泽东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没过5个月,毛泽覃就死于敌人的魔掌(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是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泽东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年幼孩子。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泽东把两个踌珊学步的孩子放在一位不知姓名的农民家里照料,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


贺子珍是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的一位。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际上这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及毛泽东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时, 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泽东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长征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关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上述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党内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至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 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于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总共有三万军队——第一方面军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介石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制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与湘西北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介石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壮起胆来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制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又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应合理地加以利用;没有注意当地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负载过重。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只能摇摇晃晃地行走。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了根本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埃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硬是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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