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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的《时报》：
给伊·谢·屠格涅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妻子
圣彼得堡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七日
我们的杂志被查禁一八六三年五月《时报》因发表《不祥的问题》一文被沙皇政府勒令停刊。我想，您大概已经听说，因为我估计巴登有俄国报纸。我们感到这次查禁颇为突然。我们四月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不祥的问题》。您知道我们杂志的倾向：这倾向主要是俄国的，甚至是反西方的。难道我们会袒护波兰人吗？虽然如此，还是把反爱国主义的观点、同情波兰人等罪名加到我们头上，结果杂志因为刊登照我们看来纯粹是爱国主义的文章而被查禁了。确实，文章的论述有些呆板、含糊，这就提供了曲解它的借口。正如我们现在发现的那样，这些含糊的地方确实十分严重，这方面我们只能埋怨自己。
但我们曾寄希望于我们杂志在文学界原有的、众所周知的倾向，因而我们以为，文章会被人理解，含糊的地方不会被歪曲，结果我们错了。文章（作者是斯特拉霍夫）的中心思想是：波兰人居然像对待野蛮人那样蔑视我们，以自己的欧洲文明在我们面前自命不凡，因此他们和我们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长期妥协几乎是难以预计的。但由于文章的论述没有被理解，它就被解释成这样：我们自己似乎要人们相信，波兰人比我们文明得多，而我们比他们低下，因此他们自然正确，而我们便是错误的了。
一些杂志（如《日报》（1861—1865），出版于莫斯科，是斯拉夫派倾向的报纸。）煞有介事地开始向我们证明，波兰的文明肤浅，是贵族的和天主教的，因此根本不比我们高明。您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向我们证明这一点，而这恰好是我们这篇文章所注意到了的；更有甚者，他们竟不顾以下的事实，即文章确实谈到被大肆吹嘘的波兰文明的核心部分过去和现在都具有毁灭性的因素。这在我们的文章中确实谈到了。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激烈反对我们的正派人都承认没有读过我们的文章。关于这件事就不谈了吧！事情已经发生，难以挽回了。
关于《罪与罚》：
给米·尼·卡特科夫
威斯巴登 一八六五年九月上半月
我能否指望在贵刊《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中篇小说指长篇小说《罪与罚》？
我在这里，在威斯巴登写这部小说已有两个月，现即将完成。它将有五六个印张的篇幅。大概再有两周时间便可写完，但也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总而言之，我可以肯定说，再过一个月，决不会比这更晚，这部小说一定能寄到《俄国导报》编辑部。
据我所知，小说的主题思想不会与贵刊的倾向发生矛盾，相反，二者是一致的。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故事发生在当代，在今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他出身于小市民，生活极度贫苦，由于轻浮和思想的不稳定，接受了存在于社会情绪中的某些奇怪的“尚未成熟的”思想影响，决定一举摆脱自己十分困难的处境。他下决心杀死九等文官的妻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愚蠢，又聋，又病，又贪婪，收取吓人的利息，狠毒，吞噬别人的生命，把自己的妹妹当做用人加以折磨，“她毫无用处”，“她何必活在世上？”“她对谁有好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年轻人思想混乱了。
他决定杀死她，抢走她的钱，使生活在小县城的母亲幸福，让他在地主家里做家庭教师的妹妹摆脱能致她于死地的、地主家长的淫欲，以便自己能完成学业，出国，以后一辈子都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定而不动摇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这一切当然能“抵消罪行”，如果对待老太婆的行为可以算得上一桩罪行的话，因为她既聋，又愚蠢，狠毒，有病，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说不定一个月之后就会自然死亡。
尽管如此，要进行这类犯罪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几乎总是由于粗心而把痕迹、证据等等暴露在外，会构成必然找出凶手的许多机会，他非常偶然地，而且迅速又成功地进行了凶杀活动。
他在凶杀之后到最终的悲惨结局，几乎有一个月平安无事。对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正在这时候才展开了犯罪的整个心理过程。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凶手的面前出现了，难以想象和出人意外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样做，哪怕是死在牢房里，因为他又能和人们交往；他在犯罪之后马上感觉到的与人类隔绝和分离的感情使他万分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本性占了上风……罪犯决定以承受痛苦来赎自己的罪。不过我感到要完全说明我的思想也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