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墨”一世纪，在上海看见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华人现当代艺术收藏

作为一家致力于收藏亚洲艺术的西方私人博物馆，赛努奇博物馆目前拥有15000件以东亚为主的亚洲艺术藏品。 这家与中国艺术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博物馆，诞生于创始人亨利·赛努奇（Henri Cernuschi）在19世纪末的一场亚洲之行。当时，他与一位法国画家共同游历了日本、中国、爪哇岛等地，并在旅行过程中收藏了不少青铜器和佛像。 博物馆从1898年向公众开放，但直到1946年，才真正举办了第一次“当代中国绘画展”，让法国观众有机会看到除传统书画外，一些曾受西方艺术影响而创作的诸多名家之作。

本次“行云流墨”展览就以半个世纪前的这场展览为开端，并以1953年郭有守博士捐赠的76幅绘画作为重要基础，展现了赛努奇博物馆在对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方面的视角演变，同时在面对二十世纪初的留学热潮、抗战以及在战后重返国际舞台等多个重要时刻时，中国艺术家又如何以水墨为载体，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定义自己，寻找和拓展新的表达。

正如展览主题“行云流墨”所诠释的流动与变化之势，本次展览所展出的水墨画作品也蕴含着多条从灵感、技法到思想的变迁线索。首先，频繁的旅居和迁徙，在这些艺术家的水墨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迹。 “在几个展区内，可以分别看到旅行对一些画家的创作带来的显著影响，”易凯总结道，“例如陈之佛在日本学习绘画后，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花鸟画风格；而先后奔赴法国接受训练的画家，如常玉或潘玉良等人，则尝试了不同的人体绘画方法；而在抗战内迁时期，艺术家们前往西部的长途旅行以及敦煌的重新发现，也给他们带来了众多灵感。”

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绘画中清新雅致的花鸟画受到了欧洲和日本学者的青睐，赛努奇博物馆珍藏的陈之佛、张大千、谢稚柳等人的花鸟画，也展现了西方收藏视角下不同于以文人画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绘画审美体系，其中 陈之佛所创作的《梅花图》（1945）呈现了画家在效法宋代花鸟画的同时，对日本琳派所推崇的“溜込法”——在底色未干之时，再敷上第二层色彩，使两种颜色相融——在描绘树干时的运用，深浅两色相撞，更显树干斑驳而粗糙的自然肌理。 与花鸟画展区相邻的“民国时期的山水画”中， 与陈之佛同样曾前往日本留学的黄君璧、傅抱石则对在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山水画进行了革新。 在此展出的黄君璧的《秋山红树图》（1947）中，就显露了受日本及欧洲绘画影响的光线表现手法；傅抱石的《暴风雨图》（1944）则是他在归国后西迁至重庆附近的金刚坡时期所创作的大幅作品，他以挥洒在纸面上带有明矾的透明溶液来表现逼真的雨线，又用深墨和淡墨挥毫其上，画出了大雨之中气势磅礴的崇山峻岭。